第四章（第2/2页）

在伸向海湾的一段古老的水泥码头上，他驻足聆听。他能听到笑声，也能闻到烟味儿。因为前方不远处就有一堆篝火。

而与此同时，他也闻到了大麻的味道。

他走上草地，绕过旧码头的起点，向一片树林走去。那一带被本地人称为黑壶滩。

篝火恰好位于哈纳雷湾与哈纳雷河之间的一片空地上。虽然还隔着很远的距离，但强尼已经听到音乐声——是亚瑟小子[1]的歌，这一点他很确定——从廉价的塑料扬声器中传出来。几辆小汽车开着头灯照明。

几个年轻人正围着篝火跳舞，但大部分都围着一排泡沫冷藏箱。

玛拉正和一个头发长长、光着膀子、下身穿沙滩短裤的年轻人跳舞。她仰脖喝掉瓶里的最后一口啤酒，屁股随着音乐扭来扭去。她穿着一条牛仔短裙，那裙子小得不能再小，和一片鸡尾酒餐巾纸差不了多少；上身穿一件剪短了的小背心，故意露出她那平坦的腹部。

强尼大步流星般闯进了这场派对，却几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当他一把抓住玛拉的手腕时，玛拉先是很随意地笑了笑，而待她认出抓她的人是谁，不由惊讶地嘘了一口气。

“喂，老家伙。”玛拉的舞伴儿喊道。他使劲皱着眉头，好像是为了双眼能够聚点光。

“她今年16岁。”强尼尽力克制着。他觉得自己应该得一枚勋章，因为他没有一拳把那小子打倒在地。

“真的？”年轻人挺直身子后腿了两步，双手举在空中，“伙计……”“这是什么意思？是不知道还是装傻？难道是承认自己干了坏事？”

小伙子不解地眨着眼睛，“哇哦，你说什么呢？”

强尼硬生生把玛拉从派对上拽了出去。起初她还抱怨个不停，但后来吐了爸爸一鞋一脚，也就渐渐安静下来了。回沙滩的半路上，玛拉又吐了两次，每次都是强尼替她撩起头发；看她东倒西歪的样子，强尼只好扶着她向前走。

回到他们的小屋，他把玛拉领到了阳台上。

“我快难受死了。”她轰然倒在座位里，呻吟着说。

强尼在她身旁坐下，“你知不知道一个女孩子在那样的环境里有多危险？搞不好你就会惹上麻烦的！”

“尽管吼吧，我不在乎。”她转脸面对他。她的眼眸里有种令他心碎的哀伤，一种对悲痛与不公的全新理解。失去妈妈的伤痛正开始塑造她的人生。

强尼有种置身荒野的感觉。他知道女儿需要什么：安慰。她需要他向她撒谎，告诉她即使没有妈妈她也一样能够快乐地生活。可那是自欺欺人。他们两个心知肚明，这世上再也没有真正懂玛拉的人了。他只是个可怜的替代品。“随便了。”玛拉说着站起身，“你可以放心了，老爸，这种事不会再有下次。”“玛拉，我已经在努力了，只是请你给我一点——”

可是女儿已经大步走进屋里，并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他的话简直连耳旁风都不如。

强尼也回到自己的房间，可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他躺在床上，听着头顶吊扇有节奏的声响，试着想象从明天开始生活会变成怎样。

可他无法想象。

他无法想象回家之后，站在凯蒂的厨房里会是怎样的心境；无法想象夜里独自睡在床的一侧，早上等待凯蒂把他吻醒却再也等不到的情景。

不！

他需要一个新的开始。他们全家都需要。这是唯一的办法，而不是短短一个星期的度假就能解决的问题。

考艾岛时间早上7点，他打了一个电话。

“比尔，”朋友的电话接通后他说道，“你还在为《早安，洛杉矶》栏目找监制吗？”

2010年9月3日

早上6:21

“雷恩先生？”

强尼从回忆中走出来。当他睁开双眼，天已经大亮，空气中弥漫着消毒剂的味道。他仍坐在医院等候区的一张硬塑料椅上。

一名身穿手术服头戴手术帽的男医生站在他的面前，“我是神经外科的雷吉·贝文医生。您是塔莉·哈特的家人吗？”

“是的。”他回答，顿了一下之后，他又问道，“她怎么样？”“还没有脱离危险。我们已经先把情况稳定下来了，马上就可以手术，但是——”

蓝色警报[2]，9号外科病房有蓝色警报！走廊里响起急促的声音。

强尼猛然站起身，“是说她吗？”

“是，”医生说，“你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回来。”

贝文医生并没有等待强尼的回应，扭头便向电梯跑去。

[1]　亚瑟小子（Usher）：美国R＆B流行歌手和演员，成名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得过5项格莱美奖。

[2]　蓝色警报：在医院中蓝色警报通常指病人出现生命危险的紧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