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4/5页）

醒来时，四周一片黑暗，我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活埋了。或者，我已经死了？

我想知道是否有许多人参加了我的葬礼。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

“凯蒂？”这一次，我想我终于发出了声音，尽管只是她的名字，但已经足够了。

闭上眼睛。

“已经闭上了。这里一片漆黑。我在哪儿？你能不能——”

嘘，放松。我要你仔细听着。

“我在听。你能带我离开这儿吗？”

集中精神。听。你能听见她的声音。

说到“她”时，她的声音明显有些颤抖。

“……来。对不起……求你……”

“玛拉。”当我说出她的名字时，灯全亮了。我发现自己仍然在医院的病房里。我一直都在这儿吗？难道这里是我唯一的归宿？周围是透明的玻璃墙，隔壁是一个和我这间相似的病房。仔细看看这里，病房的中间是一张被众多仪器包围着的床，数不清的管线和电极连接着我那伤痕累累裹满绷带的身体。

玛拉就坐在病床上的那个我旁边。

我的教女处在一片柔光中，她的脸有些模糊。她的头发像粉粉的棉花糖的颜色，用刮胡刀修过，如同狗啃一般难看得要命，又拿发胶狠狠粘到脑袋两侧，唯独中间高高竖起，活似一顶鸡冠。还有她化的妆，简直可以和极红之时的艾利斯·库柏[2]媲美。她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外套，像小孩子准备过万圣节的打扮。

她嘴里念叨着我的名字，努力忍着不哭出来。我喜欢这孩子，她的悲伤炙烤着我的灵魂。她需要我马上醒过来。我要睁开眼睛，微笑着告诉她：没事的。

我拼命集中精神，说道：“玛拉，别哭。”

毫无动静。

我仍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呼吸机把氧气输入我的身体，我的眼睛肿得像桃子一样，紧紧闭着。

“我该怎么帮她？”我问凯蒂。

你必须醒过来。

“我试过了。”

“……塔莉……对不起……我不该那么对你。”

病房中的灯光闪烁了几下。凯蒂从我身边飘下去，站在了她女儿的身旁。

玛拉在妈妈光辉的形象下显得格外渺小暗淡。凯蒂悄悄说着：感受我吧，亲爱的女儿。

玛拉惊讶地嘘了一口气，抬起头，“妈……妈妈？”

病房里的空气仿佛一下子被抽干了。有那么奇妙的一瞬，我看见玛拉似乎相信了。

随后她沮丧地低下头，“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明白，你已经不在了？”

“还能挽回吗？”我轻轻问凯蒂。我一直很害怕问这个问题。而在我的提问与凯蒂的回答之间这段沉默的时间，漫长得如同永恒。终于，凯蒂的目光从她的女儿身上移向了我。

什么能不能挽回？

我指了指病床的那个女人——另一个我，“我还有希望醒来吗？”

你说呢？究竟出什么事了？

“我想尽力帮助玛拉，可是……说真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是不值得信赖的。”

不，塔莉，我永远都信赖你。只不过你是唯一不知道的人而已。她又低头看着玛拉，轻轻地、悲哀地叹了口气。

昨天夜里我想过玛拉吗？我记不起来了。我也记不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每当我试着回想，黑暗的真相就会浮现在眼前，而我又把它们推开，“我害怕想起发生的事。”

我知道，但现在是时候面对这一切了。告诉我吧，好好回忆。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在记忆中苦苦搜索。从哪里开始呢？我想到她去世后的那几个月，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变故。雷恩一家搬去洛杉矶，而我们也因为距离和悲伤的缘故中断了联系。到了2007年年初，一切都变了。哦，对了，我仍然能见到玛吉。我们每个月会在一起吃顿午饭。她总说她多么期待城市里的生活，可我看到了她眼睛里的忧伤，也看到了她开始哆嗦的手，因此当她告诉我说她和巴德搬去亚利桑那时，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他们走后，我努力让生活回到正轨。我到处求职，从实力雄厚的大公司逐渐降低标准。可每一次努力最后都无果而终。要么是我资历太低，要么就是资历太高，有些电视台因为不愿得罪我原来的东家，也委婉拒绝了我的申请；还有些则听说了我的所谓丑闻。不管是什么理由，结果都是一样的。我继续处于失业状态。所以我才要重新开始。

我闭上眼睛，开始回想种种细节。2008年6月，玛拉高中毕业前一周，凯蒂的葬礼之后20个月，我……

坐在KCPO的等候室里，这是西雅图本地的一家小型电视台，也是我最初为强尼工作的地方。想想那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因为电视台规模扩大，原来的办公室已经搬走，不过那里仍然显得局促寒酸。如果放在两年前，这种地方台我根本不会看在眼里。

可如今我已不同往日。现在的我就好比深秋里的一片树叶，卷曲，发黄，开始变得透明、干枯，经不起任何一阵狂风。

我真正回到了起点。我恳求弗雷德·罗尔巴克给了我一个面试的机会，我们相识多年，如今他是这里的台长。

“哈特女士？罗尔巴克先生让您进去。”

我站起身，虽然心中忐忑，但仍尽量挤出自信的微笑。

今天我要重新开始。这是我在走进弗雷德的办公室时对自己说的话。

办公室狭小丑陋，到处镶着仿真木板，一张炮铜色的办公桌上摆着两台电脑。弗雷德比我印象中瘦小些，似乎也年轻些。高三之前的那个夏天，他就是我第一次来这里面试时的面试官，当时我感觉他几乎要老成渣了。现在看来，他很可能只比我大二十来岁。如今的他已经谢顶，虽然对我笑脸相迎，但那表情中却有种让我反感的神气。他站起来同我打招呼时，眼睛里带着明显的怜悯。

“嗨，弗雷德。”我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答应见我。”

“别客气。”他说着又重新坐下。随后他指着办公桌上的一叠东西问我：“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吗？”

“不知道。”

“1977年你写给我的信，总共112封。一个17岁的小姑娘能如此执着，为的只是得到ABC[3]一个下属电视台的工作。当时我就知道你将来必成大器。”

“如果不是你在1985年给了我那个机会，恐怕我想成功也没那么容易。”

“你根本不需要我。你是注定要成功的，这谁都看得出来。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你时，就觉得特别骄傲。”

我忽然感到一阵奇怪的悲哀。去纽约发展之后，我几乎从来没有想起过弗雷德。人总是一味地向前看，偶尔回一次头究竟能有多难呢？

“你节目的事儿我很遗憾。”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