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古代中国的个人尊严和自由（第2/2页）

简言之，在礼法与宗法的双重约束下，个人尊严如同绞肉机中的肉块，如果没被搅碎，那只是幸运而非必然。

无产权则无人权

在古代中国，私有产权难以确立及保护，人权至为重要的一角因此塌陷。

上古三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没有私有产权概念。战国以后土地渐渐私有，民土出现，但缺乏产权保障，常被侵占。譬如汉代王莽的王田制度，元代的夺田，宋代公田，明代皇庄，清初圈地，都充斥着对民土的侵犯。此外，政府长期向民间富户强征钱财，始于汉武，继承者代不乏人，尤其清代的“报效”、“捐输”，非常惊人。

与不尊重私有产权配套的，则是抑商观念及政策。据傅筑夫研究，发挥作用的主要是三项制度：禁榷、土贡、官工业。禁榷把最有发展可能的行业从私人手中夺过，改为官营，商品经济自由发展道路由是堵塞。土贡则越过商业程序，把本为商品的物资，直接向民间索取，实质是把商品经济中很大的一部分直接取消。官工业制度与土贡相辅而行，将不愿从市场购买，土贡又不能满足的部分商品，改为官家通过盘剥民间劳动力的方式自行制造，从而又取消了商品经济中很大一部分活动。此外，杨联升等人还指出：强征强借、贱买（如唐德宗的宫市，宋元明的“和买”、清代的“采买”或“采办”等）、课重税捐等手段，其本质都是政府用行政手段与民争利，而无视私有产权。

不但私有产权不得尊重，与私有产权关联最大的群体——商人的尊严还特别没有保障。尽管早在西汉，司马迁就在《货殖列传》中表达了对商人的尊重及对经济独立以保障权利的向往，但直到明清以前，商人仍是四民之末，各种歧视性法令也层出不穷。如汉代规定商贾不得衣丝、乘马、为官，唐代禁止商人与工匠骑马，还得率先服兵役，且其子弟不得应试与出仕。直到明代，还有“商贾止用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等规定，不过未被严格遵行。

人的自由及尊严的一个极重要前提就是经济独立，而经济独立的最重要前提则是产权保护。但这一切，在古代中国却被忽视了数千年。

公私领域无界分

在古代中国，只有臣民、草民、子民的概念，而乏“公民”的概念。草民是命贱如草，臣民是匍匐在地，子民则直接当孙子，就是没有独立而且直立的公民。

缺乏公民概念，除了导致缺乏相应的公民权利外，也导致公私领域无分野。然而，个人尊严很大程度上恰建立于此种分野之上——私人领域中是个人最核心的自由与权利，不能被公权倾轧变形；公共领域则是公权与私人之间的缓冲带，私人借公共领域以聚合，进而与公权分庭抗礼。

在古代中国，私人领域始终为所谓“公”倾轧，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缺乏相对独立性，尤其是相对于国家权力的独立性。统治者借助“公”垄断政治资源及道德资源，形成所谓“代表型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语）。儒家之外，诸子学说也未给私人领域以充分的尊重与保护，法家以国家公利来淹没私人领域，把个人当作帝国机器运转的螺丝钉；墨家的兼爱更像宗教关怀而缺乏制度设计；道家的超越缺乏公共价值的追求，其小国寡民的理念也与构建公共领域的理念格格不入。

于是，涉及公私范畴的中国传统就形成了三种内在悖论：首先，统治者在价值观上高倡“公”，然此“公”只是帝王私人拥有的“公”，民众与之并无休戚与共的关系，更无参与或监督之权力；其次，由于“公”对私人领域的侵略性，民众对“公”常充满恐惧与不信任，积极的揭竿而起，消极的终老泉下；最后，“公”与“私”貌似截然对立实则频繁转换。私人一旦手握“公”权，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牟取私利。

古代中国的公私状况，大约可以用“大公无私”概括。但这“大公”未必公，往往只是维稳的一种政治话语；“无私”也未必纯粹，往往只是私人对个体权利的放弃。

结语

自秦汉至近代的数千年内，类似西方16世纪以降的思想、政治、经济和社会四大革命，在中国一个都没出现。民众常为国家共同体的强大阴影笼罩，也为儒家思想及其渗透的礼法、宗法制度的约束，没有个人的自立、政治权利的平等、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很难保有个人尊严。古代中国人的尊严缺乏，主要还是权利的缺乏，如西哲云“一切贫困都是权利的贫困”。要让中国人有尊严地活着，也许还需要不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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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石男，笔名四一，四川乐山人，曾任职媒体，现于高校任教，系知名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