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十年·十人（第3/3页）

张高发从安徽赶去河南，带了一只火腿，拿编织带紧紧捆住，用一根小木棍挑着。这只火腿让朱明勇心酸。“马廷新这个案子，如果不是我辩护，如果我没提到袁连芳，如果媒体的记者的报道里面，也不写袁连芳这个细节，如果这篇文章没有在新疆出现，如果没有张检，如果他们没有再找到我，如果勾海峰没作案或者没被抓住，如果张高平没看到那期节目，都可能就没有了今天这一切。”

他免费代理了此案。带张高发去高院时，才发现之前七年的申诉没有任何登记。他俩在高院前的台阶上茫然呆坐，像个“讨饭的”。

从那时起，到这个案子再审，等了很长时间。朱明勇一直存着张检发给他的短信：“我今天就要退休了，你做这起案子不要放弃，每当夜晚，夜深人静，我想到张高平向我哭诉，我都难以入眠。”

八

张飚检察官，是这期节目采访中唯一向张高平道歉的人。

他受理了张高平在狱中的申诉，调取袁连芳的资料，并向浙江高院、高检发了至少五六次材料，希望能启动再审。我问有回复吗？他说比较少。我说比较少是多少呢？他犹豫了一下，说有人打过一个电话，说处理后会回复。我问回复了吗？他说，没有。

我问他：“也可能有人觉得，如果您是工作需要，职务行为，你发了一次就可以了，但是您发了多次，有可能就会有人觉得有压力，这个压力也有可能回到您头上来，您不担心吗？”

他说：“我在少年时代，曾经被别人冤枉过一次。上小学的时候，有个人地里的西红柿被偷了，说是我偷的，叫我去指认，当时我就痛苦得流出了眼泪。我今年六十多岁了，我仍然没有忘记小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没有做这件事情的人受到了冤枉以后，内心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张高平对我们充满了希望，他说检察官是最公正的，是法律的监督机构，他虽然在诉说自己被冤枉的过程时痛哭流涕，但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他相信法律，相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答复。”

这句话深深刺痛他，他一直自责：“没有让他在我退休之前获得这个新生，就是没有盼来有关部门对他这个案件进行启动再审程序，退休以后经常想起他，总觉得心里忐忑，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想起这个事，他那痛苦的表情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就很长时间不能入睡。他是罪犯，也是公民。”

无罪判决公布后，我问他的感受，他说到张高平痛哭着给他打电话时，忽然说不下去了，我是电话连线，听到他的沉默，有一点不安，叫了一声“张检”。

他克制了一会儿，清了一下喉咙，说：“对不起大家。”

我说：“谢谢您张检，谢谢您。”

不只为他做的事情，也为他分享的感受，有了感受，人才被当作人对待。

九

十年十人，本不相识，命运交缠，有人死去，有人咬牙活着，有人得到盛誉。有人将他人作为工具使用，有人在无辜者的哭声中不得安眠。我们都嵌在这个世界之中，因因相循，彼此影响，直至无穷。

在再审被宣判无罪的法庭上，张高平说过：“你们今天是法官和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话，你们的子孙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此案并非孤立，不是由一个“神探”独自促成。公检法的架构本已是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它的设置本来就是要防止司法权的滥用和专断，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如果能够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原则，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不刑讯逼供，非法证据都能予以排除，本用不着之后十年中无数的巧合才能澄清此案。

2003年，如果能听取张氏叔侄的说法，在王冬下车的地点，排查过路的出租车，当时车上都装有GPS，如果勾海峰的车被发现，进行了DNA比对，就会发现，勾海峰的DNA与王冬指甲里男性DNA高度吻合。那么也许两年后，张高平的孩子已经会爬在爸爸背上玩乐，张辉跟新婚的妻子刚刚攒够钱买一辆新车，而吴晶晶二十六岁，正是最好的年华，仍然笑容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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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央视《看见》栏目主持人，曾担任《新闻调查》出镜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