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自我与生俱来的智慧（第2/3页）

如果你去找Shiwiar部落的首领，告诉他可能有600人遇难了，他也许会挠着头说：“啊？什么意思？”在狩猎采集型的社会中，人们表达数字和数量的词很少，如果我们开始说200、600、100万、10亿这类数量词时，Shiwiar人的眼神就会迷茫起来（就像我们想分辨10亿和1万亿时一样）。

在推理决策时涉及大数值计算，这在进化史上还是个新奇的概念——就像写作而不是说话一样。想想Shiwiar人对大数值的回应，你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但不要忘了，从进化的角度讲，你的大脑跟Shiwiar人的大脑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且Shiwiar人的大脑跟大约5万年前走出非洲的人类祖先的大脑也很相似。很多人都上了多年的数学课，我们给1 000加三个“0”就得到了1 000 000。然而空难和军事开支的例子说明，当数字变大时，我们的大脑就不大灵光了。一光年是多少？1012纳米又是多少？对于人类的大脑来说，极大的数字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跟进化全无关系。如果想理解非理性偏差，这一点就很重要。

让社交型次级自我出马，消除误差

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因其在决策领域的突破性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在他们对行为经济学的众多贡献中，有一项著名的研究揭示了人类推理的不可靠。其中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假设美国正在为一种罕见的亚洲疾病的爆发做准备，这种疾病预计会夺走600人的生命。现有两种对抗该疾病的方案。

方案A：如果采用方案A，则有200人会获救。

方案B：如果采用方案B，则有1/3的概率救治600人，有2/3的概率无人获救。

那么，你倾向于使用哪种方案？

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是，在两个选项中，对于预期存活人数都有完全相同的“期望值”，即600人中的200人。两个选项的区别是：方案A给出了一个确切的获救人数，而方案B充满了不确定性。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大多数人（72%）都选择了确定性更强的方案A。

但他们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奖，并不是因为发现了人们习惯选择更确定的方案，重要的是下一步——他们给另一组受试者同样的亚洲疾病问题和选项，但是选项的表述方法略有不同。

方案A：如果采用方案A，则有400人会死亡；

方案B：如果采用方案B，则有1/3的概率无人死亡，但有2/3的概率将导致600人全部死亡。

那么，你倾向于使用哪种方案？

关键的一点是，在逻辑意义和数学意义上，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完全一样的。两个选项对于预期存活的人数也都有同样的期望值——600人中的200人。唯一的区别是，选项是以损失而非收益的方式进行表述的。然而，在面对这两个选项时，有78%的人选择了方案B。这种偏好的改变似乎揭示了决策中的一个重大偏差。

在亚洲疾病问题中出现的偏好逆转，常常被用于证明人类的非理性，这对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模型的核心假设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并不是人们不擅长数学，他们只是在处理数学意义上的相同决策时表现出了前后不一致的非理性偏差。

然而，让我们从进化的角度再做一些侦察工作。我们知道，人类的祖先生活在100人以下的群体中，而且我们的大脑并不是为了理解大数值而设计的。请记住，人类的祖先是不会遇到这样的大数值问题的。

决策科学家王晓田认为这个经典的亚洲疾病问题可能是进化史上的新发明，因而未能激活我们与生俱来的逻辑能力。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就像是让不识字的人写作，或者让本书的两位作者表演一段芭蕾舞《天鹅湖》（请相信，你们不会想看到我们二人穿紧身衣的样子）。

由于狩猎采集部落很少超过100人，王晓田的推论是，如果题目里的数字是我们祖先所熟悉的范畴，人们的回答可能会大不相同。如果题目里不是600人，而是60人，在社交型次级自我熟悉的范畴内，那么结果又会如何？

王晓田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使用了跟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同样的问题，唯一的区别是将里面的人数改成了部落的规模。一组受试者面临的决策，是选择能挽救20人的方案，还是有1/3的概率将60人全部救出的方案（有2/3的概率是无人获救）。另一组则要决定是选择40人死亡的方案，还是选择有1/3的概率无人死亡的方案（有2/3的概率是60人全部死亡）。

王晓田获得了惊人的发现。当题目中的人数是60（而不是600）时，那么怎样表述题目都不会影响人们的选择。这个发现证明了人类并非是非理性的，而是完全有能力避免误差的。其中的秘诀就在于，要用符合人类祖先认知规律的方式来提问。

如何帮助自杀的乌龟和不理性的人类

海龟在干燥的浅滩上下蛋，这些蛋之后会在某个凌晨孵化，变成小海龟爬回大海。那是非常壮观的景象。就像《海底总动员》（Finding Nemo）中的龟龟所说的“噢，真是棒极了。这些小家伙现在只是蛋蛋，我们把它们留在海滩上孵化，然后它们自己就会回到蔚蓝的大海。”

然而，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海龟都出现了可怕的决策失误。当它们面临两种选择时——一种是爬向大海；另一种是爬向相反方向，那里满是大卡车奔驰的柏油马路，成千上万只海龟却做出了这种致命的非理性选择。

一个佛罗里达人最近受到启发，找到了拯救海龟自我毁灭行动的方法：关掉分散海龟注意力的灯光。

新孵化的小海龟似乎会本能地爬向有光亮的地方。几百万年以来，这都是个非常理性而且有效的策略，因为在黑暗的海滩上，光亮来自海面反射的月亮和星星的光芒。朝着这些光亮爬，小海龟就能回到大海。但是，当人类开始在海滩的另一边安家，修建了灯光闪烁的酒店后，问题就来了。现在，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的海龟孵化以后如果朝着最亮的地方爬，就会径直爬到公路上去。

这些自我毁灭的海龟是天生非理性的吗？在现代世界中看似如此，但海龟的决策所依赖的简单线索，对于它们的祖先来说是完全理性的。只是在今天，它们进化而来的决策机制受到了现代灯光的干扰。

现代人类跟自杀的海龟颇有相似之处。我们也有深度理性的决策机制，我们的系统有时也会被现代世界的种种因素所干扰。

研究决策的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收集了大量谬误，证实了人类就像那些自杀的乌龟。所以，当我们被现代的灯光致盲后，就可能会在很多相对简单的任务中败下阵来。很多失误和非理性的表现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而在于测试这种能力的方式。只要稍作调整，用人类祖先熟知的方式提供信息——关掉致盲的灯光，那么这些看似愚蠢的笨蛋就能立即变成深度理性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