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新在哪里（第2/3页）

墨卡托（Mercator）发明了全新的地图投影法，在他的地图上，“美洲”的名字也囊括了北部的大陆，位置紧邻加拿大的拉布拉多地区（当时这块区域名叫“鳕鱼大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印第安人的观念两极分化，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神话：一种神话认为他们仿佛住在伊甸园里，无忧无虑，享受着幸福的自然生活；另一种神话则认为他们凶狠残忍，并附上许多跟剥皮和折磨有关的故事。与此同时，对于西班牙人的残忍，以及西班牙征服者的劫掠和屠杀，也有了越来越多义愤填膺的声音。

一直到了16世纪末，我们才能“亲眼”见到印第安人。这同样要感谢一位地图绘制者：英国人约翰·怀特[1]，他在1585年跟随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爵士的远征队，为英国在大西洋彼岸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藏于大英博物馆的76幅怀特水彩画作品是欧洲画家第一次亲临美洲，采风作画。怀特不仅画下了印第安人的服饰和日常活动，还描绘了许多北美特有的动物：火烈鸟、美洲鬣蜥、地蟹、美洲陆龟、飞鱼，以及各式各样的水生动物。

美洲的动植物与旧大陆完全不同，而这一事实直到很久之后才进入欧洲人的认知。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归来时就将许多鹦鹉带回到西班牙，这些金刚鹦鹉的个头比非洲鹦鹉要大得多。它们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并被拉斐尔放进了梵蒂冈凉廊风格怪诞的装饰之中。

但是总的来说，美洲的新物种似乎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欧洲人很快就饲养起火鸡，但他们把它跟珍珠鸡搞混了，错以为火鸡也起源于亚洲。

最令人浮想联翩的美洲动物莫过于犰狳，其力量之强大使得人们在寓言画中将美洲画成一个装备了弓箭、赤裸地骑在犰狳身上的女人。

当欧洲人来到这片广袤而肥沃的土地上时，他们原本期待着能发现许多体型巨大的动物，但是现实令他们感到失望。美洲确实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动物，但大部分体型都不大。这就是为什么编织哥白林挂毯的工匠会给巴西动植物的华丽图案中增加一些和美洲没有任何关系的动物。其中既有最能代表新世界的动物形象，比如说食蚁兽、貘、犀鸟、蟒蛇，但也有非洲象、亚洲孔雀，以及由欧洲人带到美洲的马。

与动物相比，美洲植物征服欧洲的脚步要缓慢得多，但影响却更为深远。土豆、西红柿、玉米和可可将在西方农业和饮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棉花和橡胶将成为工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原料；而烟草将改变人类的行为习惯，可是普罗大众要在多年以后才明白它们都是来自美洲的新物种。在16世纪，博物学仍然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典籍为基础：学者感兴趣的并非与已有物种有所区别的新奇和不同寻常，而是新物种能否归类到经典著作已然提出的分类之下。

在展览中，我们还能看到一幅弗拉芒画家或德国画家于1558年创作的水彩画，它是我们已知的最早描绘土豆（在几年前经由秘鲁进口到西班牙）的画作；还有一张于1574年在安特卫普发行的报纸，上面登载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幅烟草植物的图片。印第安人的小脑袋对着一根奇形怪状的竖管子吞云吐雾，这样的场景绝不会被任何探险家所忽略，而且有些欧洲人还认为这种植物应当具有毒性或者疗效。

到了17世纪，在将西班牙人赶出巴西之后，以及在被葡萄牙人赶走之前，荷兰人往这片殖民地派遣了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对其自然生态进行研究。阿尔伯特·埃库特[2]的画作代表了荷兰的大自然与巴西作物的相遇。腰果、释迦、西番莲和菠萝在荷兰的天空下堆成一座美味与香味的小山。美洲的南瓜与欧洲的卷心菜、芜菁混在一起，象征着大西洋两岸植物世界的联合。

还有一幅现藏于卢浮宫的弗兰斯·扬松·波斯特[3]画作，标志着荷兰风景画家与巴西大自然的相遇。在他的画作中，我们也确实目睹了一个异质的世界，产生了眩晕的感觉：一条宽阔、宁静的大河几乎将一座军事堡垒吞没；画面的前景是一株仙人掌，像树木一样有着诸多枝杈，还有一只奇怪的动物（那是一只水豚，是现存最大的啮齿类动物）；画面中弥漫着炎热，令空气显得更为滞重。

通过波斯特于17世纪在巴西创作的绘画作品，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美洲发现给人们带来的一种焦虑感，以及遭遇未经定义、超出我们期待的事物时所体会到的动荡。巴黎大皇宫的这场展览给我们带来的第一印象是，当旧世界还不明白它所面对的新世界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当信息仍旧残缺匮乏，而所谓的现实总是充斥着错误与幻想的时候，旧世界正在尽着最大的努力，捕捉着新世界的形象。

就在荷兰画家发现巴西的17世纪，其他画家的笔下的美洲也化身为神话人物，它成了世界的第四大陆，被赋予神话人物一般的属性。

而当不同的殖民地得到分门别类之时，美洲的内部差异也开始浮现。在当时，年轻的路易十四为了学习地理学，就在游戏中使用了斯特凡诺·德拉·贝拉[4]绘制的寓言式地理牌。

当美洲的神秘感渐渐褪去时，它壮丽的景象依旧给许多画家提供了素材，提升了欧洲风景画的水准。

到了18世纪，欧洲眼中的美洲俨然成了一则寓言，代表了政治和智识的观念与神话：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人，孟德斯鸠的民主，关于印第安人的浪漫想象，以及对奴隶制的反抗。

欧洲需要依据自身的结构看待美洲，令那些仍旧不同的事物能够在观念上得到定义，也许人们会说这些不同的事物乃是美洲真正的核心，换言之，从哥伦布第一次抵达美洲直到今天，美洲始终有话对欧洲诉说，始终有欧洲不曾了解的一面，而上述寓言正好与欧洲的这一需求相吻合。

本次展览的最后一件展品便向我们强调了这一常态的寓言，那是一幅19世纪末的法国绘画作品，它提醒我们自由女神像是于1871至1886年在巴黎设计并雕刻而成的。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师维奥莱—勒—杜克（Viollet-le-Duc）以及设计埃菲尔铁塔的建筑师居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与雕刻家巴托尔迪（Bartholdi）通力合作，才完成了这件作品。今天的她背对着纽约港的摩天大楼，而当时的它也曾居高临下地望着巴黎的孟莎式屋顶，不过很快就被拆解开来，装船运到了纽约。

展览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就算想要继续展示恐怕也无以为继了，因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双方较量的术语已然改变。那个高高在上俯视美洲的欧洲已然不复存在，欧洲已然包含了太多美洲，而美洲也包含了太多欧洲，它们几乎势均力敌。于是乎，这种对视就变得越来越像照镜子，从中既能看到我们的过去，也能看到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