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没有一个是正常的（第3/4页）

格式塔是一个德语单词的音译，意思是完形，完形填空的那个完形。世界就像一张永远也做不完的完形填空试卷，而我们在看到这张试卷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把那些空格填满，让这张试卷看起来完整、通顺而有意义。

一个催眠术的实验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一些启发：催眠师把被试者成功催眠之后，命令他去打开房间的窗子，被试者完全服从了这个命令。当实验结束以后，被试者醒转过来，催眠师问他刚才为什么要打开窗子，受试者疑惑了一会儿，很快回答说：“因为觉得房间里太热。”

这并不是什么特殊情境之下的特例，帕累托在《普通社会学纲要》里用过很大的篇幅来论述人类是多么乐于给自己毫无逻辑的行为赋予合乎逻辑的外表。的确，他说得在理，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毕竟是人类的天性，在千万年的繁衍历程中发展出来的使人类适于生存的天性。读书人却时常逆天性而动，不但让自己的太多记忆无法闭合，还总是把别人已经整合过的记述打散开来，在阅读历史类书籍的时候似乎最容易发生这样的尴尬。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讲道：“史学理论中有一种老生常谈，说的是由事实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种浓缩，即将行为经历的时间浓缩为讲述的时间，将人们有关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知的一切事实缩减成只剩那些重要的事实。”的确，这正是古代史家的典型风格，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浓缩虽然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细心的读书人总是会把浓缩的东西再稀释回去。他们宁可忍受支离破碎的史料杂俎，也拒绝接受那种过于完美的历史叙事。

《左传·隐公元年》里有一段“郑伯克段于鄢”，这是一篇为大家熟知的名文，是说郑庄公如何处心积虑地助长弟弟的骄横跋扈，然后再名正言顺地把他除掉。古往今来，人们对这段故事做了太多的议论，但往往忽略了《左传》对这件事做了多大的浓缩。的确，《左传》的叙述看上去很详尽，而且精彩得如同一幕短剧，但正是这样的叙述方式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认为故事里的各个事件都是前后紧紧咬合着接二连三地发生的。而事实上，《左传》在追溯克段缘起的时候，说“初，郑武公娶于申”，这一个“初”字就追溯了足足几十年，而克段时的鲁隐公元年在郑国是郑庄公二十二年，也就是说，郑庄公从即位到克段，足足经过了二十二年的时间。

只要清楚了克段一事巨大的时间跨度，围绕着它的种种阴谋论便开始显得可疑。郑伯克段并不是一场短暂迅疾的宫廷阴谋——如果这是一场丝丝入扣的阴谋的话，那就意味着郑庄公花了毕生的时间处心积虑地剪除自己的弟弟。即便可以假定《左传》的记载全部属实，那被浓缩出来的“重要的事实”也只不过是二十多年漫长过程中的电光石火，而其他种种未被记录在案的有可能直接影响克段事件的因素我们是全不知情的。归根结底，这毕竟不是一幕短剧。

谈到这里，想来一定会有人带着不屑的腔调说：“读书而已，有必要搞得这么烦琐吗？大道至简，搞得这么烦琐的一定都是腐儒！”这的确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但问题是，大道至简或许不错，要证明这个至简的大道却往往很不容易，而不爱读书的人更喜欢直接接受简单明确的答案，读书人却无法忽略那复杂烦琐的证明过程，并且仍然会信者存信、疑者存疑，让太多的记忆保持在紧张的、无法闭合的可怜状态。

进化论就是一个很著名也很典型的例子。2009年是达尔文诞生200周年，也是《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美国的《科学》和英国的《自然》这两家科学界的头牌杂志都出了纪念特刊，《自然》的卷首语一开头便是这么说的：“本期专辑里的这些论文无不证明着查尔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的成功。该理论是由150年前的《物种起源》一书精心阐述出来的，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简洁——只要有了可遗传的变异、大量的繁殖和环境的改变，那么自然选择就一定发生，进化也就随之而来。”

进化论的“大道”就是这么“至简”，可为了证明这个“至简”的道理，不知花费了多少代研究者们多少“至繁”的气力，而且这个过程直到现在也还远远没有终结。于是在那些满怀好奇心的读书人的心里又一次种下了太多不可避免的遗憾。

烦琐、支离而充满不确定的证明自然不比简单明确的结论来得舒服，读书人之所以热衷于自讨苦吃，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第四种反常心态，即逻辑洁癖。是的，读书人或多或少地都有一些逻辑洁癖，对理性的真实倾注了太多的注意力，以至于忽略了感性的真实，这实在是一个很招人讨厌的毛病；而太多理性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心里迟迟不能闭合，以至于不能安然舒适地在宗教里寻找寄托，这也给他们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5.

古往今来的痴男们始终保留着一句经典台词：“女人都水性杨花”，古往今来的怨女们也同样爱说一句“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人们对归纳法有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偏爱，以至于说出以上台词的痴男怨女们的平均异性经验也许大大低于一个保守主义者的最保守的估计。但是，当一个人发出这样的抱怨时，这虽然是理性上的谬误，却不失为感性上的真实，正常人此时自然会站在逻辑之外，用一副好人心肠来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不，它传达的不是某种“意思”，而是某种“情绪”。

但是，具有逻辑洁癖的读书人往往缺乏这种好人心肠，他们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一把抓住这句话里太过明显的逻辑漏洞，尽管这个不够友善的举动也许仅仅是在心里边悄悄完成的。

痴男怨女们的确是在以偏概全，但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心理，因为正常人往往都是根据个案历史信息而不是统计信息来得出自己的结论的，所以迅速而鲜明。

不但个案历史信息比统计信息更容易影响人们的判断，而且，S.E.泰勒在1982年的《社会心理学》上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当人们既掌握了统计信息，又面对着生动鲜活的个案历史信息时，即便后者的内容与前者相反，人们也往往会依据后者做出判断。彩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即便从统计信息上看，小概率事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人们还是容易因为那些中大奖的个案历史信息激动得意乱神迷。

这样的事情实在屡见不鲜，比如仅就读书而言，举一个契合的例子——易中天在讲评诸子百家的时候做过这样一段评论：“贫穷落后才是万恶之源。台湾有个作家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台湾街头，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撞了以后要打架，那个时候自行车值钱。现在呢，小轿车撞了，双方走下车来，互相交换一下名片，拜拜！让保险公司和律师去管吧！这是什么？这是文明了，富裕了，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