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母亲的怀抱（第3/6页）

我们必须仔细审视这一场面。一开始，那个士兵注意到一个女人回家了，他只知道四个意大利语单词，就用其中的一个冲她大喊：“Signorina！Signorina！[5]”突然，几乎是同时，“他一纵身跳到她面前，尽管他自己也不知道想跟她要什么”。

为什么要“一纵身”呢？他想跟她要什么东西呢？而另一方面，这个女人“彻底面无人色地盯着他，仿佛面对的是一张真正的、分明可辨的恐怖的面孔”。

可是为什么？在他身上，在这个活泼的年轻人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她眼中——把他变成了那张“分明可辨的恐怖的面孔”呢？

从表面看，本书接着用了许多页的篇幅给读者解答这一问题（讲伊达的人生经历，一直讲到强奸这一天）。这个解答的要点是，伊达·拉蒙多·曼库索是在家庭秘密的阴影下出生并长大的，这些家庭的秘密使她对当官的怕得要命：她父亲是个地下无政府主义者；母亲对外隐瞒着犹太身份；伊达本人呢，不为人知地，是个癫痫病患者，还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实际上，在伊达的眼里，那张“分明可辨的恐怖的面孔”并不是这个大男孩，而是他那身军装。她的秘密是不是泄漏出去了？当局是不是终于把她揭露出来了？

他一定是“种族委员会”的一个特工……来调查她的身份。在她看来，他没有自己的特点。他只是那成千上万张类似的面孔当中的一张，那些面孔的数量无限增长，最后变成了对她进行迫害的那唯一的一张不可思议的面孔。

士兵感到这个不认识的女人那明显而极度的厌恶是不公正的，因此他给惹恼了。他不习惯讨女人嫌……然而，尽管遭到了羞辱，他并没有放弃原先的念头；他坚持起来。就像一只家猫……藏在角落里，孩子们非要把它轰出来。

所以，这个好女人给吓坏了（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她一恐惧，那个好男孩觉得受到了侮辱（其原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件事从表面看，他们似乎是可以澄清误会，消除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毕竟是没有根据的嘛：这个士兵不是来抓她的），并轻而易举地取消这种侮辱的（她并不是有意要侮辱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女人在这个强奸犯心里——在强奸之前——激起的既不是性欲，也不是暴力的冲动。那女人的恐惧也丝毫不是害怕强奸，只是害怕被捕：强奸并不是“一触即发”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本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她害怕他，正因为她怕他，他才觉得受到了伤害，就在强奸前的几分钟，整个事情不外乎此。

那么，“捕猎”和“家猫”是从哪里出来的呢？

唉，一旦那个无助的人任由你摆布，这个人就变成了一只胆战心惊的家猫。您虽然说没有注意到，什么都没有做，也无意吓着她，但是你突然之间就把她吓坏了；你是强者，你掌控着局面；你是捕猎者。

这同样的“信号”，内容是“我完完全全在你的股掌之中，我无助，全由你摆布”，这样的信号在其接受者心中引起的不是仁慈，就是残暴，不是同情，就是统治，不是温柔，就是施虐。

仁慈的小溪和罪恶的浊流都从同一个源头流出：而这似乎是一种神学的关照，以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方式，闪烁于整个强奸的场面。这种关照已经远离了小说开头部分所呈现的社会政治信条。

就此一事，她甚至都没有试图躲开。她唯一的动作是藏到她的一个购物袋中……她手里拿着的学校的抄写本……她自己看到了，她现在已经被剥掉了每一件伪装，直到她自己那颗私密的、有着一半犹太血统的心，暴露在他面前。

那个抄写本就是犯罪的证据，因为按照种族法规，作为一个有犹太血统的人，她是被禁止当教师的。她那惊恐万状的“赤裸状态”中似乎没有性的方面：这是一只在猎人手里扑棱着翅膀的小鸟的那种赤裸。然而，恰恰是这种赤裸，这种无助，这种鸟一样的颤动，在这个男孩子心里引发了一种“男子气概”的冲动。下面一段描写的精妙之处在于以外科手术般的精确无误描绘出了那个分水岭，那个绅士派的骑士守则和猎手加强奸犯模式之间那细微的转折点。

凭着一股逞勇的匪徒般的冲动，他毅然决然地从她手里接过那一包包、一袋袋的东西；像空中飞人那样一跃，他立马跳到她前面的楼梯上。在每一个楼梯的平台，他都停下来等她，恰似一个儿子在和慢慢吞吞的母亲一起回家时，担当起了童子军的角色。她跟在他身后，每走一步都跌跌撞撞的，就像一个小偷，在那个扛着他的十字架的人后面艰难地移动脚步……上到第六个楼梯平台，他们到家了。她浑身直冒冷汗，连锁也打不开了，那个德国人就把袋子放到地上，立即帮她打开，就像一个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

这“逞勇的匪徒般的冲动”是在那家餐馆里炫耀他“男子气概”的重现，当时贡特尔（虽然更喜欢喝啤酒）要了一杯葡萄酒，“像个撒丁岛上的匪徒一样，大口大口地”把酒一饮而尽。在那里，在那家餐馆里，餐馆里的人接待他时没有给予他所需要的爱，他就立即变成了一个“匪徒”，一肚子的火气，只想把柜台和桌子掀个底朝天，那行为就像是“一个侵略者，一个杀人犯”。这样，在这里就凿开了那条从爱、温柔和仁慈通向逞勇，通向男子气概，最后通向野蛮的隧道：这个孩子要求别人爱他，但遭到了拒绝，所以就把钱摔到柜台上，引起一片恐慌，而他却得意洋洋。靠别人的软弱和恐慌，这孩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武士，扮出一副副毫不新奇的孔武有力的形象，“逞勇的匪徒”，接下来的事你就知道了，他变成了“一个侵略者，一个杀人犯”。

至于伊达呢，她在走向灾难——不是作为一个剪羊毛的人手里的一只无辜的羔羊，而是觉得她就是个有罪之人，应该受到惩罚的，“就像一个小偷，在那个扛着他的十字架的人后面艰难地移动脚步”。这是一个很清晰的基督教意味的形象，这形象使得伊达并不像是基督，而是和钉在他左右两边十字架上的那两个窃贼毫无二致，或者说，更像是这两个窃贼当中的一个，那个“好窃贼”，耶稣从十字架上向这个好窃贼许诺说：“今天，你将和我一起升天堂。”（《路加福音》23：43）

她不仅是看到了这身纳粹军服才感到像个“小偷”似的，而是一直有这种感觉：从童年时代起，她就一直觉得是有罪之人，在每一个人面前都有这种感觉。在她之前，她母亲一辈子也是“像小偷一样”，在屈辱和顺从中度过了一生，由于那随时都有可能被揭露的见不得人的秘密（犹太人身份、无政府主义、癫痫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