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先人们生活中的水（第3/5页）
当然，岁修对沿都江堰水系灌区民众来说，是个极大的负担。一方面是因为有豪强擅自霸占民众及灌区用水，另一方面官僚对岁修资金及民众的役钱大肆贪污（《宋史·赵不传》记载，“永康军岁治都江堰”，有“吏盗金”，赵氏“绳吏以法”），甚至有些地方官吏破坏水渠兴修工程（见《大元敕赐修堰碑》），这一切都使得民众不堪重负。单由元朝一次岁修所费人力、物力的记载，就可窥见民众负担之一斑：整治堤防一百三十三处，动员兵勇民夫多者一万多人，少者也是几百至上千人，每人劳动七十天。倘若不到七十天便做完岁修工作，余下的时间也不准休息；不参加岁修的人，每天出三串钱，而每次岁修收到的役钱不下七万串，基本都掌握在官吏手中（《大元敕赐修堰碑》）。如此，岁修成了贪污的渊薮和民众贫穷的根源之一。因此自从有岁修开始，历代就有为民众着想的官吏，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岁修给民众造成的沉重负担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岁修的技术上进行改革，但岁修的技术性改革一直没能有效地解决好。以至于从唐代开始就有人想采取一劳永逸的修筑堤堰的方式，以减少岁修对于老百姓的负担。从实际运作中来看，由于缺乏一些相应的技术支持，因此一劳永逸之法往往是空中楼阁。元人吉当普采用硬堰代替软堰，他与灌州判官张弘商议，“若甃之以石，则役可罢，民可苏，弊可除”，张弘由衷地道出“公虑及此，此生民之福”（《大元敕赐修堰碑》）。但其结局却与清人丁宝桢用大石改传统的竹笼之法的结果一样（承厚《请复篓堰旧制禀》），刚一告成，就因其缺乏一定的泄水功能，而被洪水冲垮。这说明都江堰的岁修与都江堰起始工程的建设，都有一个顺乎水情之自然而告成功的问题。
都江堰工程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其善于利用成都平原的自然地理特征，利用各种不同的地势、地形、水脉、水势，采取无坝分水，壅江排沙，继而自流灌溉。这一切无不透着一种顺应水的自然特性，譬如鱼嘴、百丈堤、飞沙堰等均是顺应水势，而非逆水阻水，更非拦坝蓄水之类的做法。自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因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无现代科学技术，无钢筋水泥，无炸药，无先进的施工机具等等——只能用竹、木、卵石等原始材料，进而因势利导的结果。但往深处看，都江堰体现着利用阴阳五行学说，重视人与自然协和统一的思想。正如成都人扬雄所说：“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其所循也大，则其体也壮；其所循也小，则其体也瘠；其所循也直，则其体也浑；其所循也曲，则其体也散。故不擢所有，不强所无。譬诸身，增则赘，而割则亏，故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也。”（杨雄《太玄·玄莹》）
如此的思想精髓可以说浸透在整个都江堰工程建设、修缮之中，不论是在堤防、排沙上，还是在控流、分水诸方面都顺应水势，而又互相合作，互相依存，发挥着在依乎水之自然状态下的整体功效。即人在对水的顺应当中，虽然不违背水的特性但是要做适当的改变，其大前提是因为水无常势。所谓圣人在于成天下之大顺，水利建设就更是如此，“水顺则无败，无败故可久也”（《太玄·玄掜》），从这里我们便不难看到，都江堰之所以历二千三百年而不毁，历久而发挥着它伟大的功用，除了每年较为完备的岁修外，最重要的就是它顺水之自然及发挥各个工程相互配合的整体作用，用防洪、灌溉、航运及社会用水的整体功效，来彻底地变水害为水利。这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非常先进的水利思想，同时在高科技日益发达的今日仍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
我们还应看到，都江堰之顺乎水情，不只是体现在它的修建上，还成功地体现在它的岁修制度上。采用竹笼卵石结构的岁修制度是在分析比较前人岁修制度的利弊基础上做出来的（清代佚名《都江堰复笼工碑》中载，竹笼结构是明代卢翊在都江堰岁修中开始采用的），因为竹笼结构的修治，既可以防洪，又可以因有疏导功能而不至于被洪水冲垮，即便冲垮亦易于修复，而且遭到毁坏也只是局部而非全体。
事实上，顺应自然，重视阴阳五行学说，不只是在都江堰的修建及其岁修制度上有充分的体现，就是在都江堰的支渠上都有相应的体现。“蜀州江有硬堰，汉州江有软堰，皆唐章仇公兼琼所作也。鲜于惟几蜀州人，为汉州军事判官，更为硬堰，一夕，水暴至，荡然无孑遗者。盖蜀州江来远，水势缓，故为硬堰。硬堰者，皆巨木大石。汉州江来近，水声湍悍，猛暴难制，故为软堰。软堰者，以粗茭细石，各有所宜也。自惟几改制，甫毕工而坏。前人之作，岂可轻变之哉。”（范镇《东斋记事》）这就说明，对水势水脉、地形地势，包括水流量及其流程，都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顺应自然，绝不能生搬硬套，这也说明软堰硬堰没有哪一个更有优势，它的优势只能体现在它能否顺应彼时彼地水之自然状况，作出相对的因应才能体现出来，具体地说硬堰或软堰哪一个更有优势，那就不符合顺应自然的实际情况。而都江堰渠首之下的干流，由于水降坡度大，水流湍急，因此宜于采用竹笼卵石这样的软堰方式，才能达到防洪、灌溉等目的，这也就是虽然岁修费用很大，依然不得不实行的实际情形，即便如今也还在部分实行竹笼卵石技术，以对都江堰进行局部的修补。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点想法，即顺乎自然渗入都江堰工程的同时，也渗入了成都人的个性及血脉中——顺乎天性，得过且过，狡猾善变，享受生活等等——姑且称之为一种独具特质的水文化之影响吧。而且道教的发源地区在鹤鸣山和青城山连接地带，道教的思想中有阴阳五行的成分，此乃顺乎自然、崇尚黄老之哲学，另外尚有长生不老、贪图享乐的思想包孕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四川包括成都历来的今文经学的风气较重——“好文刺讥，贵慕权势”（《汉书·地理志下》），也就是此种思想的变种体现——“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三国志·蜀志·尹默传》），加之与彼时本地少数巫术之风联结在一起，“俗好巫鬼禁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对成都人的贪图享乐之风，或许有几分影响亦未可知。
前蜀后蜀这种偏安一隅的政权中的后主，对道教之崇尚胜过其他地区，比如王衍将道士杜光庭任命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荒淫无度；孟昶追求长生不老，贪图享乐，道教是他们享受的催化剂。民众的享乐虽无他们那般奢侈，但是也不遑多让，以至形成一种风气。这是都江堰导致这一地区水旱从人，物产丰饶，在农业社会人们容易生存，以及道教中的享乐成分对人们的吸引的双重结果，我们不可小看这样的双重影响。对此，我们不难从古人对自然地理于人的影响方面加以征引，以观察问题的实质，“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庄绰《鸡肋编》）。虽然文中所提及的是，荆扬之人多“轻浅”，然用在成都人的身上也大抵称得上是不刊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