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迷人的困境（第3/5页）
“哦，哈里！这点儿时间可不够长！”她睁着那双闪亮的黑眼睛，直视着他说，“要是没了你，我在这儿还能做什么？”
另一个晚上，露辛达和同事在楼下开完会后来到客厅。父亲抬头望着她，问她是否有5美元。因为她没带钱包，我便抽出一张5美元的钞票递给父亲。他举着那张纸币，盯着中间那个皱巴巴的总统头像看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开口道：“我就是花了这么多钱，才来到这里。”
“哈里，”她说，“我向你保证，在这么贵的地方，你顶多能用5美元买到一杯咖啡和一包不新鲜的饼干！”
他歪着脑袋，感激地看了她一眼。要我说，那瞬间爆发出的快乐简直点亮了一个“无比灿烂的笑容”。
父亲曾给露辛达写过一封信。信中，他对她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那天，露辛达在走廊尽头跟一个看起来颇为年轻、多半是某个病人家属的男子聊了很久。
“亲爱的露辛达，”父亲这样写道，“我写这封信的时间，或许比别人想象的更久。提个建议：我们向来相处愉快，希望你的朋友也能从中受益良多。另外，下次跟别的绅士在一起时请告诉我一声。”
露辛达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封信，并将此视为一种长辈式的关爱……
出差或把自己关在家里为截稿日期奋笔疾书时，我便无法去看望父亲。此时，露辛达就会经常给我打电话，或飞快地写下一些小纸条，告诉我父亲的最新情况。
“你父亲今天很早就上床睡觉了。”一天晚上，她下班回家后写了张字条给我，“上周我不在时，曾叫你带着‘小淘气’来看望他。那些拜访对他来说太有意义了。只要‘小淘气’来过，之后几天，他都会一直念叨着它。”
此外，露辛达也会时不时给我一个惊喜，发来在她的鼓励下父亲写给我的信。那些信虽然都是父亲的笔迹，但我非常确定，她肯定也帮了不少忙。
“亲爱的乔纳森，”她发给我的最初几封信里，父亲会这样开头，“上次，就是最近那次见面后，你过得怎么样？那次见面让我非常愉快，直到现在我也很愉快。希望能尽快再见到你。届时，我一定能留下更多印象，也能得到更多帮助。希望你也能从中得到快乐。愿你、你的父母、你的朋友和周围所有人都幸福快乐！”
他写这封信的笔迹跟在家时的笔迹相比，并未改变多少。尽管有些地方明显不连贯，但措辞依然清晰，句子也基本流畅。只有写到最后一句时，他似乎开了小差，忘记自己正在给谁写信。他并未像以前给我写信时那样落款“爱你的，爸爸”，而是采用了过去常给同事写信时的落款——“此致敬礼，哈里。”
三个月后，他在另一封信里写道：“亲爱的乔纳森，请告诉你母亲，她是个非常出色的女人，不值得将时间浪费在陌生男人身上。”叮嘱我要尽快转达这条消息后，他继续写道，“希望能尽快见到你，我们俩都这么希望。”但接下来，他又以商务信函的方式结束了这封信，似乎写完这么几句话后，他又忘了他是在给自己的儿子写信。
“非常感谢您在此事上给予我的帮助……”
还有一次，我本打算前去看望他，却因为咳嗽和胸腔感染不得不改变了计划。然而，露辛达那次或许极不明智地提前告诉了父亲我打算去看望他的消息。第二天下午，露辛达打电话问候我时，父亲恰好坐在她的办公室。听她说了一会儿话后，他开始担心起我来，于是，他写了一封信。露辛达一忙完工作，就赶紧用办公室的传真机把那封信发给了我。
“对于某个不能前来陪伴自己的人，很多人都会关切地询问一番。此时：11月6日。希望你能尽快好起来。运气很重要。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此事。”
这一次，他的落款是“你唯一的父亲”。
露辛达后来又发了封稍微长一点儿的信给我。那封信虽然没有日期，但显然也是那时候写的。从信中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自己正在给谁写信。信以“致我亲爱的儿子乔纳森”开头，然后讲到了一些他刚得知，或以为自己刚得知的新消息。
“不到一个小时前，我得到一些消息。这些消息或许有助于改善我目前的情况。但很多超越我自身治愈能力的事，已经发生……
“不久前，妈妈刚来过电话，这让我的精神振奋了不少。我已经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
“你可能就此事得到的任何信息都请告诉我。请记住年纪和相关情况。
“我很想你。”
最后，他再次落款“爸爸”。
如果他真的接到一通电话，那多半是我母亲打的，尽管他不太清楚到底打来电话的是谁。他发给我的那些信中，这一封是最直白，也最有自我意识的信件之一。这封信虽然既不连贯，也没有格式，但他“此时此刻”混沌不清的理解力似乎突然变得明朗起来。从信中那句“但很多超越我自身治愈能力的事，已经发生”可以看出，其他信里那种语焉不详的笼统表述和支离破碎的表意几乎全都不见了。
6个月后，露辛达又发给我一封父亲写的信。然而，这封信与她之前发过的那些大不相同。与其说它是一封信，不如说它是一张备忘录，或者是医生在观察完病人后写下的一系列评注。
“反复修正。”[3]备忘录的第一行这样写道。
“希望：建议继续治疗计划。”
“希望：严重后果。”
“腿部：已经康复。”
“继续保持目前的状态。”
“笔记：丧失部分数据。”
“清单：心脏、肝脏与肾脏（HLK）相关数据提供了大量历史数据和上好阻化剂……”
即便已经丧失连贯性，父亲在写这则备忘录和同年晚些时候的其他备忘录时，仍在努力确认自己已经丧失的能力（“反复修正”“丧失部分数据”）。这一事实让我惊讶地发现：他仍保持着一名临床医生的思考模式，并如一名行医多年的从业者那般，组织自己的所思所想。
露辛达给我的另一张备忘录再次加深了我们的印象：虽然知道自己是个病人，父亲仍未停止从医生的角度看待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