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母亲的指引（第3/4页）

得知他们正在度蜜月，布洛伊勒医生还建议了几处他认为瑞士值得一去之地。

“我们去了因特拉肯，乘坐那些小船横渡湖面，还坐了一辆直接开上山的小火车。我们在洛桑待了几天，然后前往巴黎，见到了皮埃尔·雅内！你能想象，这一切让我多么兴奋吗？！”

不过，据我所知，他们的婚姻并非一直这般悠闲安然。或者，换一种说法，尽管成长过程中，我也像很多孩子一样很想相信自己父母的婚姻是完美的，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母亲如此怀旧地谈起在瑞士的那几周生活，但仅仅几个月后，她就用一个从未与人分享过的秘密让我大吃一惊。她说，婚后她曾两次爱上别的男人，第一次是在她30出头、两人结婚仅8年之时，第二次是她40多岁时。

第一个男人名叫贝内迪克特·阿尔珀，是父亲大学时最好的朋友。本[2]是个迷人又帅气的男人，不仅潇洒浪漫，殷实的家境也让他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母亲说，那是辆敞篷车。他开始追求她后，有时会把车让给父亲开。父亲在波士顿精神病医院当住院医生期间，每次一离家就长达6周。于是，母亲就在那段倍感孤寂的日子里与本越走越近。

她坦言，因为知道父亲被共事的“一群漂亮护士”（这是母亲的原话）吸引，所以对她来说，这一切更难接受。母亲怀疑，父亲不仅仅只跟她们调调情而已；后来，母亲也获悉，事实的确不只是调情。

虽然她想让我明白，她和本从未发展到肉体关系，但她留给我的印象却是：即便真发展到那步也没关系。她说，她觉得本估计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对他的吸引力有多大。

第二次，她确确实实地“背叛”（这是母亲自己的用词）了父亲，事态比之前严重得多。

“我出轨了。”

说这句话时，她非但没有一点后悔之意，声音中反而有种吐露隐秘的兴奋感。她没有告诉我那个男人的名字，却特意强调说：尽管有这段风流史和父亲给她带来的苦痛（父亲的风流情事比她频繁得多），她依然一直深爱着父亲，并为他的职业感到无比骄傲。总而言之，她很高兴自己嫁给了他。

这让我忍不住问她，面对自己的背叛，是否会感到内疚？

“一点儿也不！”她说，“他也出轨了，所以我才如法炮制。”

接着，她又习惯性地突然结束了这个话题：“去另一个房间，看看宝贝怎么样了……”

母亲这种直言不讳和尖酸刻薄让我大吃一惊，但那并不是最后一次。12月初的一个晚上，朱莉娅不在，我和西尔维娅坐在母亲床边聊天。母亲看样子又在出神，似乎正在享受她越来越喜欢的某种幻境或白日梦。西尔维娅善于交际，好奇心又强，我的私生活和工作她都知道得不少，而且，她还总是有兴趣再了解一些。

她说，从我的那些书可以看出，我访问各个学校、与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

“你曾向往过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吗？”她问。

母亲尽管看起来一副神游太虚的模样，却并未如我想象的那般完全陷入自己的世界里。西尔维娅刚提出这个跟孩子有关的问题，她就猛地睁大了眼睛。

我犹豫片刻，接着对西尔维娅说：“没有孩子的确是真正令我感到遗憾的事情之一。”

但我也说，处于现在这年纪，我也不大可能再有孩子了。我想，估计就是这句话一下子刺激到了母亲。

“你还是可以有孩子啊！你又不是太老。”

“首先，我们得替他找个妻子。”西尔维娅说。

母亲愤怒地盯着她，没好气地问：“为什么？”

“考泽尔太太！”西尔维娅说，“一个男人要是不想费工夫找个愿意娶的女人，就不能随随便便有孩子。”

“真荒谬！”母亲说，“为什么不能？”

西尔维娅是那种最保守的女人，向来严格要求自己的女儿和孙女。母亲这番话简直把她吓坏了。

“考泽尔太太！”她重申道，“您都跟您儿子说了些什么啊？”

“那真是我听过的最疯狂的事。”母亲说。

我并不认为母亲真的相信自己跟西尔维娅争辩的那些话，但她为了驳西尔维娅的面子脱口而出的那些话，以及虽然姗姗来迟，却终究透露出的风流韵事，也让我见到了母亲在道德独立方面颇为粗俗的一面。

不过，除了像激怒西尔维娅这般意外又有趣的时候，冬末时，母亲发现，自己曾引以为傲的清晰头脑和能精确回忆起往事的能力都急剧衰退了。

“我开始忘事了，”一天晚上，她对我说，“有时，我能想起某个地方，我甚至能‘看见’它，但就是想不起它的名字。”

“人人都会碰到这种情况。”我试图安慰她。

接着，心血来潮之下，我问她是否还记得高中时学过的那些拉丁词。她立刻把刚刚才为记忆衰退而沮丧不已的心情忘了个一干二净，抑扬顿挫地念起第一个拉丁语动词的各种动词变位（这也是在拉丁语学校就读的孩子们学习的第一个动词变位）。

“Amo, Amas, Amat, Amamus, Amatis, Amant…”（该词意为“爱”）

“太棒了！”我说。仿佛我们又回到了学校，而我就是老师。我问她是否还记得任何名词，她马上说出了“puella”（女孩）的单复数形式。或许跟很多学生一样，最初那几周令人胆寒的拉丁语课，给母亲留下了至今都难以消解的恐惧感。

但事实上，母亲对自己能力衰退的评价的确日益明显。到第二年春天，她的胃口也越来越差，连朱莉娅坚持端进她卧室的饭也不吃了。

“考泽尔太太，”朱莉娅会说，“您需要吃点儿东西。”

母亲却对朱莉娅说，“我没必要吃，你不能强迫我，把托盘端走！”

但一小时后，她又可能把她叫进卧室，责备地看着她：“朱莉娅，你没给我晚饭！”

然而，到了5月，即便这种短暂的唱反调行为也越来越少。朱莉娅注意到，她也不再问很多关于父亲的问题。

“有时候，”朱莉娅说，“她似乎忘了他依然在隔壁房间……”

6月的一天晚上，母亲低声跟我说了些什么，但她声音太轻，我一句也听不懂。于是，我凑得更近了些。她说有些事要跟我说，但“不能让别人听到”，我得先去把门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