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第2/2页）

“幽默”一词，是五四时代引进的外来语，据说还没有确切的定义。那时的作家似乎都认为中国人没有幽默感，因为社会上缺乏这种培养液。当时，很有几位作家出头，要向“幽默”神坛献身，创办了一两种刊物，专登有幽默感的作品，销路好像一直也没打开。可见，要人发笑，也大不容易。

从前，我在北京，常有意识地去到天桥看各种“绝活儿”。演“相声”的演员拿着一把扇子，常打“捧哏”的光脑袋。或者一方话中带有个“爹”、“爷”字的，对方就赶忙答应，绝不会把这“便宜”轻易放过。又如演“双簧”的，正说着“窦尔敦，敦尔窦……”猛不丁儿的，前面演员的椅子，被后面演员给抽掉，使前面的演员摔了个大仰巴叉。我觉得既不幽默，也不可笑。所以，我的幽默感至今也没培养起来。1949年，我在香港时，承《大公报》副刊为我辟过一个专栏：“真自由书”。是我受到“拟情书”的启发而写的。我本来设计是一个守灯塔的老人，拾到从海上飘来的各种密封的瓶子，那里面装着古今中外各色各样人写的信。想抄近，从近代写起，一直写到古代。发表后，很受读者欢迎，编辑也鼓励我写下去。但是，不知为什么惹恼了一些卫道之士，说是不够严肃。有的人免得我在报上拟他一书，也起来反对。有人先下手为强，还拟了一信给我。那时，我已买到三一公司的船票，即将离开香港，所以，便不再有密封的瓶子漂到老人的手中了。这时，我才觉得事物发展本身，常带有幽默感。我笑了，我实在没有兜人家隐私的意思，只有对当时各种文体的模式化趋向开了个小玩笑。说不够严肃倒也是有的。

我对自己的哭，好像是控制住了。因为哭，既于世无补，又对自己无益。所以，这两年，在这方面来的失态情形减少了。但对笑，还控制不住。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觉得自己常常颠三倒四，已陷入可笑的境地中了。因为“自嘲”，所以发笑。而笑本身又可活动肌肉，松弛头脑，能起到一般运动所起不到的效果，何乐而不为。至于“傻笑”，也于人无害，于己有益。所以，尽可傻笑一番，我看也无啥。

这几年我常想，其实，中国人长期以来，还是很有幽默感的，随处都可举例证。比如，墨子曾以瀑布打比，说这个玩意儿“每下愈况”，他说的当时还是口语。“况”，就是“况荡”的意思。“雁荡”就由这个意思命名的。现代人口语还说“宽绰”为“况荡”或“逛荡”呢。章太炎就曾指出过“每下愈况”，不是“每况愈下”。可是至今，我们照样说“每况愈下”，很少有人说是错了。这不但有幽默感，而且维持千年不变，还真得有非凡的勇气，否则，是万万作不到的呢。还有人写文章，称道包拯是位清官，以“笑比黄河清”来证明他的清廉。我看，这只是说包拯平日寡言笑，人们想见到他脸上出现笑容，比见到黄河澄清还难。黄河从来是浑的，只有陈抟老祖之流的人物，才得见黄河九澄清。历代长寿之人，都见不到黄河一澄清。把万年浑浊不清的黄河，和清官包拯联系在一起，不是也很幽默吗？又如：不论是赞扬蜡像陈列馆里的蜡像，或是石雕、玉雕观世音造像，都爱用庄子形容蝴蝶的话：“栩栩如生。”这还不够幽默吗？我举这几个例子，都很老，以示我国幽默之历史久且远也。

我因为缺乏幽默感，渴望能与幽默结缘，所以，见到漫画家、幽默大师方成，就愿结为好友，见到老牌幽默大师侯宝林，也愿多多请教。总之，但愿我能有更多的富于幽默感的好友，希望他们不要因为我只会傻笑也舍弃我。因为我觉得一味傻笑，未免过于单调，想能拜八方为师，感动上帝赐给我一些幽默感，使我笑得更丰富多彩一些。

1990年10月于西坝河

□读书人语

这篇散文，可以说端木是有感而发。

在所有动物中，唯独人会笑。笑本身就是一种优美的表现。我国古代诗人为后代留下“巧笑倩兮”的诗句，使我们在今天还能受到感染。

不过，端木却同意尼采的说法：“人类因为经受了极大的痛苦，才发明了笑。”他是有体验的：在那场“浩劫”中，他和一帮“牛鬼蛇神”押去孔庙受鞭挞时，听到红卫兵小将的审讯，他跪在那里把舌头都咬破了，才忍住没笑出声来。这就是他对“笑”的深刻体会。

他已上了80岁的年纪，自忖已无什么可忌惮的了，有时就会大笑。但在孩子眼中却认为这是“傻笑”。他认为孩子是对的，因为孩子看出来他是用“笑”来冲淡什么，所以赢来一个“傻”的称号。

人生怎样才能赢得真正的“笑”呢？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端木写这篇散文的动机吧。　【钟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