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堡（第2/3页）

1918年末，他赞颂克里姆林宫：

威严的它，通过尚未过去的一年，

拼命地向1919年疾驰。　

……　

我在海外预测到这些坏天气，

这尚未来临一年

将把筋疲力竭的我　

重新培育。

(当时帕斯捷尔纳克并不了解，世界上任何人都不会认真地把他“重新培育”。）

后来，在1930年，当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以后，他写道：“……我们的国家，我们那正在往时代里冲闯、并永远为时代所接受的史无前例、令人难堪的国家。”他谈到了这个国家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血肉联系。他在1944年也写过一些关于这个“正在往时代里冲闯的”国家的热情洋溢的诗句。他站在一旁赞扬：每一个诗人，甚至最大的诗人，都不仅有一块天花板，而且还有四堵墙壁；社会处于帕斯捷尔纳克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四壁之外。

什克洛夫斯基有一点是错了，他曾写道：“这个幸福的大人物在身穿大衣、站在‘出版界之家’小吃部柜台旁嚼着夹肉面包的人们中间感到了历史的重量。”帕斯捷尔纳克能理解大自然、爱情、歌德、莎士比亚、音乐、德国古典哲学、威尼斯的秀丽景色，能理解自己，有时也能理解某些接近他的人，但无论如何也不理解历史；他听得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听得见心脏的跳动、青草生长，却听不见时代的脚步声。

“自我中心主义”一词由于经常被人们使用而变得陈腐了，其中还含有一种轻蔑之意，别的涵义我是找不到的。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不是为自己而生活——他从来不是利己主义者，但是他生活在自我中，跟自己一同生活，并依靠自己生活。我回忆起我们很久以前的会见——犹如两列疾驰的火车，各有自己的轨道。我知道帕斯捷尔纳克正在听我说话，然而并未听见：他摆脱不掉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联想。跟他交谈，甚至倾心之谈，都像是两个人的独白。

我想起了一段有趣的故事。帕斯捷尔纳克在1935年夏赴巴黎出席保卫文化代表大会.苏联作家小组已先期到达，帕斯捷尔纳克和巴别尔是应法国作家之请后来作为增派的成员到达的。帕斯捷尔纳克曾气恼地说他不想去，他不会演说。他在一个简短的发言中说，诗歌不必到天上去寻找，要善于弯腰，诗歌在草地上。也许是这几句话，但多半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外貌，使听众为之惊倒；他受到了热烈欢迎。过了几天，他对我说，他想见见几位法国作家；我们决定邀请他们共进午餐。我的妻子打电话通知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请于下午一时前往某某餐厅。他生气了：“干吗这么早？最好是三点钟。”柳芭向他解释说，巴黎人在十二时到二时之间吃午饭，在七时和九时之间吃晚饭，所有的餐厅在三点钟都关门了。当时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就说：“这不成，一点钟我还不想吃饭呢……”

精神集中在自己身上(这种精神集中的程度与年俱增)不曾妨碍、也不会妨碍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一个大诗人。我们时常出于习惯说作家应该善于观察。在不久前发表的亚·尼·阿菲诺格诺夫 的日记中有一段有趣的话：“如果作家的本领在于善于观察人，那么医生和侦察员、教师和列车员、党委书记和统帅就是最优秀的作家了。然而并非如此。因为作家的本领在于善于观察自己！”阿菲诺格诺夫正确地否定了“观察力”的陈腐概念：在创造一部长篇小说或一出悲剧的主人公的过程中，作者的感受和理解起着巨大作用——要知道一个作家所能理解的别人的内心世界，仅仅以他所熟悉的、因而也是他所了解的某些激情为限。

然而艺术是多种多样的。抒情诗是作者的自我表白；无论他多么与众不同，但他的感情——对春日的赞美或对人生不免一死的感喟，爱情的欢乐或失望的心情——依然能为千百万人所理解。为了写下“啊，我们已接近老年，但我们却爱得更加入迷、更加缠绵……”，丘特切夫不必去观察那些被爱情俘虏的上岁数的人，他只须在临近老年时遇见年轻的E·A·杰尼西耶娃。年轻的安·帕·契诃夫为了在《乏味的故事》里描写一位老教授和他的一个年轻女学生之间的友谊，就得对人们，对他们的感情、习惯、性格、说话的神态、甚至穿衣的姿势都了如指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当代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和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受到自己天性的制约；当他试图在一部长篇小说中描绘几十个其他人物和时代，表现出内战时期的气氛，再现一列火车上的谈话时候，他遭到了失败——他看到和听见的只有他自己。

他曾被别人的命运之谜所吸引，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在他所写的一篇自传中，他试图了解马雅可夫斯基、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和法捷耶夫死前的心情。当我读到这种推测的时候，我不知何故感到很不自在：鲍里期·列昂尼多维奇有一颗十分丰富的心灵，但他却没有开启别人心灵的钥匙。

我不打算臆测他自己晚年的心境；我不曾见到他；是的，也许即使见到了，我也不会知道——别人的心是无法知道的。我不知道他为何要在这篇自传里否认他和马雅可夫斯基悠久的友谊。

但我却想谈谈这种友谊：我是它的见证人。

我们曾开玩笑地说，马雅可夫斯基有一副专为女人们预备的第二嗓音。他当着我的面只同一个男人用这种极为柔和温存的第二嗓音谈过话——这个男人就是帕斯捷尔纳克。我记得，1921年3月在出版界之家举行过一次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的文学晚会，他亲自朗诵，后来年轻的女演员B·B·阿列克谢耶娃，梅斯希耶娃也朗读了他的诗作。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人竟胆敢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那样“指出缺点”。当时马雅可夫斯基便挺身而出，开始振振有辞地称赞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他用狂热的爱来保护他。

帕斯捷尔纳克在《通行许可证》（1930年)里谈到战争前夜、战争期间以及革命后最初几年里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态度：“我已被马雅可夫斯基弄得神魂颠倒”，“我盲目崇拜他”，“马雅可夫斯基是诗的命运的顶峰”，“当我第一次像同一个陌生人那样同我爱戴的人谈话的时候，我感到十分高兴”(在一次小小的争执之后），“我以加倍的力量感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存在。他一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生气蓬勃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小小的争执经常发生，而且十分激烈。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有时也对我谈起那些争执。我保存了一部《现代人》的汇编(1922)，上面有帕斯捷尔纳克如下一行题字：“谨以感激和喜悦之情赠给我的朋友和战友，因为对《胡列尼托》的赞美把罕能取得一致并经常分道扬镳的马雅可夫斯基、阿谢耶夫及其他朋友和战友都团结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