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柴可夫斯基 与《爱乐》杂志记者的谈话(第2/3页)
余华: 柴可夫斯基的深刻在于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个人真实地了解了自己,也就会真实地了解世界,又因为真实地了解了世界,也就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就是这种分裂式的不和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才那样感人。要是没有这种不和谐,他很可能成为莫扎特的翻版。
记者: 您认为柴可夫斯基与莫扎特之间,有什么联系?
余华: 莫扎特是天使,而柴可夫斯基是下地狱的罪人。我的意思是说,莫扎特的音乐是建立在充分和谐的基础上的音乐,他的旋律优美感人,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在旋律上来说,也同样是优美感人的。因为柴可夫斯基有罪,所以他的音乐常常是建立在不和谐的基础上。有人说莫扎特是超越人世,其实他是不懂人世——天使会懂人世吗?而柴可夫斯基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了,所以他必须下地狱。
记者: 您认为柴可夫斯基是马勒的前辈,指的是他的情感状态吗?
余华: 我觉得柴可夫斯基比马勒更像自己,或者说对自己的了解更彻底。柴可夫斯基是从他自身出发,也就是从人的角度进入社会,而不是从社会出发来进入人。有人认为柴可夫斯基浅薄,是不是因为他的痛苦太多了?其实马勒音乐中痛苦的呻吟不比柴可夫斯基少,奇怪的是没有人说马勒浅薄,是不是因为马勒在音乐中思考了?是不是还有他向着宗教的超越?马勒音乐中的宗教显然又和布鲁克纳音乐中的宗教不一样。马勒的音乐其实有着世俗的力量,宗教似乎是他在世俗中的一把梯子,可以上天的梯子。所以马勒音乐中的宗教很像是思考中的或者说是精神上的宗教,我觉得布鲁克纳音乐中的宗教是血液中的宗教。
记者: 要是柴可夫斯基与勃拉姆斯相比呢?勃拉姆斯的交响曲,被公认为是充满了理性思考深度的,你怎么认为?
余华: 勃拉姆斯让我想起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罗伯—格里耶,这样的比较可能贬低了勃拉姆斯。勃拉姆斯的交响曲给我的感觉是结构非常严谨,技巧的组合非常非常高超,他差不多将海顿以来的交响曲形式推向了无与伦比的完美,虽然伟大的作曲家和伟大的作家一样,对结构的把握体现了对情感和思想的把握,可是勃拉姆斯高高在上,和我们的距离不像柴可夫斯基那样近。
记者: 勃拉姆斯相比之下,是不是比较掩饰或者压抑自己的情感,去追求结构和德国式的理性思考?
余华: 勃拉姆斯的交响曲,总要使我很费劲地去捕捉他生命本身的激情,他的叙述像是文学中的但丁,而不是荷马,其实他的音乐天性里是充满激情的,但他克制着。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我觉得在所有的小提琴协奏曲中,勃拉姆斯的是最好的。与勃拉姆斯的交响曲相比,我更喜欢感性。勃拉姆斯的情感倾注在小提琴上时,就有一种情感的自由流淌,非常辉煌,让我们听到了勃拉姆斯的生命在血管里很响亮地哗哗流淌。我喜欢他的所有室内乐作品,那都是登峰造极的作品,比如那两首大提琴和钢琴奏鸣曲,在那里我可以认识真正的勃拉姆斯,激情在温柔里,痛苦在宁静中。
记者: 请问您买的第一张CD,是不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余华: 不是。
记者: 那么,您是不是因为比较早地听过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而至今对他保持着一种偏爱呢?
余华: 恰恰相反。正因为我听古典音乐的时间比较晚,所以我是在接受了柴可夫斯基是浅薄的观点之后,在先听了作为深刻的马勒、肖斯塔科维奇、贝多芬、布鲁克纳,甚至巴赫以后,再回过头来听柴可夫斯基的。正是因为先听了马勒,才使我回过头来体会到了柴可夫斯基的彻底。有些人批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非民族性的,但他的音乐中,恰恰比“五人团”成员更体现出俄罗斯的性格。一个完整的人才是一个民族的最好缩影,也只有通过这样完整的个人,民族性才能得以健全。在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中,既是个人的绝望,也是对整个世界人类的绝望。在艺术里面,情感的力量是最重要的,它就像是海底的暗流一样,而技巧、思想和信仰等,都是海面的波涛,波涛汹涌的程度是由暗流来决定的。柴可夫斯基在作曲家中,从一个人的角度看,我的意思是对自我的深入方面,也许是最完善的。他既有非常丰富的交响曲,也有《洛可可主题变奏曲》这样写得很漂亮的变奏曲,他的四重奏充满了俄罗斯土地的气息,和巴托克的四重奏有很相近之处。
记者: 柴可夫斯基与巴托克,你认为形态上很接近吗?
余华: 我所指的是,他们都很好地从个人的角度表达了一个民族的情感,在柴可夫斯基和巴托克的四重奏里,你都能找到一种旷野的感觉。当然就四重奏来说,我更喜欢巴托克的。柴可夫斯基最为感人的是《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是从一个人出发来悼念另一个人,而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虽然是给瓦格纳的,但他不是为了悼念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他是从自己的时代出发,去悼念那个刚刚倒下去的瓦格纳时代。柴可夫斯基在失去了尼古拉·鲁宾斯坦时的情感,让我想起罗兰·巴特在母亲去世后写道:我失去的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柴可夫斯基将内心的痛苦转换成了伟大的忧伤。就是他那些很精细、动听的钢琴小品,内心的声音也极其清晰。
记者: 有人认为,他的小品就好比甜点、薄饼,您怎么认为?
余华: 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一位艺术家在面对不同作品时,他怎么处理的问题。柴可夫斯基的小品,比如说《四季》,表现的是他对童年岁月的回忆。因为岁月的流逝,这种童年回忆像是蒙上了一层感伤的色彩。其实,柴可夫斯基展示的不是很多人自以为感受到的感伤,他展示的是一段回忆中的现实,或者说是隐私。我听到的就是这些,这些过去岁月中的景色,以及因此而引起的一些隐秘的想法和情感的变化,它们和道德无关,和社会、民族无关,但是和生命紧密相关。柴可夫斯基的这些作品,使我想到许多著名哲学家比如伽达默尔晚年所写的随笔,其力量不是愤怒和激动,不是为了解构世界,而是深入人心的亲切。
记者: 对柴可夫斯基的评价,我们感受到现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五十岁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似乎是他们音乐文化的源泉,他们一直沉浸在柴可夫斯基音乐的熏陶之中,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似乎已成为他们精神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和柴可夫斯基是无法分割的关系。而对四十岁以下,粉碎“四人帮”之后接触古典音乐的较年轻的音乐爱好者,因为他们同时面对整个欧洲的音乐,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就把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摆在比较次要的地位。有人甚至把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称之为“轻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