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2/3页）

卢梭受到迫害，这是客观事实。他的迫害者是谁？法国政府当然是其中之一。《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批判社会不平等和奴役，讴歌自由平等，并公开宣称以暴力推翻暴君为合法。这自然要被法国统治阶级所憎恨。《爱弥儿》的查禁是法国当局对他公开迫害的开始，而卢梭在一七六七年五月从英国回到法国后，他还一直处在当局的追捕之中。他想到巴黎来和他的敌人周旋。孔蒂亲王却说服他化名躲在他的特利堡中。当他后来到多菲内省时，也是经过长期的恳求才得到孔蒂亲王的许可，让他逐渐接近首都。而亲王声称，如果卢梭进入巴黎最高法院的辖区之内，他对他的安全就难以担保。就在卢梭作了不再发表危险的作品的保证进入巴黎以后，警察当局对他的监视也始终没有松懈。

教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卢梭虽是有神论者，但是他的上帝是自然神论者的上帝，是人的理性的产物。这种非正统的神学观点，遭到天主教和新教的一致反对。尤其重要的是，卢梭一面宣称尊重宗教，一面又在《爱弥儿》中指摘僧侣是专制政体的支柱，对他们表示了极大的憎恨。在大多数居民是信教的农民的国度里，这样一个人比仅仅在沙龙里高谈阔论无神论的人还要危险得多。因此，无论是法国的天主教教会还是瑞士的新教教会，竞相焚毁卢梭的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在卢梭身后，天主教教会对他的迫害也始终未曾中止。在整个十九世纪，卢梭一直是天主教代言人污蔑咒骂的对象。

但在卢梭心目中，他的主要敌人却是百科全书派的某些哲学家，是他在同一营垒中的友军。伏尔泰、格里姆、霍尔巴赫、狄德罗同卢梭之间的分歧，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如无神论同有神论的分歧，也有生活方式方面的，如伏尔泰是个大资产者，霍尔巴赫原来也是德国贵族，狄德罗出身于富裕的家庭，格里姆虽然来自平民之家，但一旦成名，在上流社会中就如鱼得水。卢梭则始终保持他平民的本色，即使在混迹富豪和文人之间的岁月中，也一直感到格格不入，他正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就急流勇退，辞去收入丰厚的职务，摆脱上层社会的喧嚣，迁居乡间，靠抄写乐谱自食其力，过清贫而独立自主的生活。他要求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思想相一致，于是离开了原来的友人。伏尔泰对自己的敌人向来是毫不留情的。他写的那篇匿名谤文《公民们的感想》发表在卢梭颠沛流离之时，文中甚至要求将卢梭处以极刑。格里姆也恨卢梭，在埃皮奈夫人、狄德罗跟卢梭的交恶中他是起了挑拨离间作用的。狄德罗和卢梭原是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关系的恶化，似乎双方都有责任。而狄德罗只因传闻卢梭正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深恐他的形象在卢梭笔下遭到丑化，这才讲了一些诋毁卢梭的话。狄德罗有损于卢梭的行为，我们仅仅知道一件。埃皮奈夫人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叫做《蒙布里扬夫人传》，在这部小说中，卢梭以勒内之名出现。狄德罗(可能征得了格里姆的同意)认为勒内这个人物写得还不够丑恶，于是写信给作者，劝她把他更加丑化。埃皮奈夫人这部作品在十九世纪被人篡改，改用《埃皮奈夫人回忆录》之名出版，书中将卢梭描绘成一个忘恩负义、十恶不赦的恶汉，这一骗局在本世纪初被揭穿以前，此书一直是右翼评论家攻击卢梭的一件武器。所以在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关系破裂以后，双方都力图为自己辩解，有的也曾著书撰文。但卢梭所指的百科全书派的阴谋一说，应是卢梭得了被迫害狂后精神错乱的产物。在卢梭心目中，连负责为他出版《爱弥儿》的卢森堡元帅夫人、到莫蒂埃劝说他接受休谟邀请前往英国的韦尔德兰夫人、长期对他真诚相待的休谟，也都被看成是策划阴谋的人物，他们的好意都被他看成是为他设下的层层陷阱。卢梭在《忏悔录》第三章中说：“别人在我跟前所做的，以及在我面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我是毫无感受，也不理解。打动我的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但是，后来所有这一切又再回到我的脑海中：地点、时间、声调、眼色、姿态和当时环境，我都能记起来，毫无遗漏。在这时候，我能够根据人们当时的言行发现他们的思想，而且差错很少。”(中译本第一三九页)这种根据事后的感觉来对以往的人和事进行判断，再清楚也不过地表明卢梭是那种被称之为判断错误症的精神病患者。

卢梭晚年的精神失常是否影响了他的写作艺术？他晚期的作品《忏悔录》(特别是后半部)、《对话录》和《漫步遐想录》是否同他以前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新爱洛伊丝》、《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截然不同？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是他精神错乱最严重时期的著作《对话录》，也是以最严谨的逻辑写成的，其中的推理是非凡的。《漫步遐想录》则不仅是《忏悔录》和《对话录》的续篇，而且也可说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续篇。在《论人类不平等》中，卢梭出色地描述了由于私有财产的出现，本性善良的人怎样受到异化，不由自主地变坏，出现了本质与表象之间的分离，而在一个人的财产远较人的本质更为重要的社会中，这种异化和分离的过程则更加剧。在《论人类不平等》中，卢梭所作的是抽象的社会学的分析，在《遐想录》中，卢梭则分析了他心目中的那个阴谋集团所体现的外力对他的“自我”所造成的异化。这个“自我”一身而二任，既是折磨自己的人，又是受折磨的对象。他甚至觉得他的身体也是和自己无关的东西；他隔绝于现实之外，仿佛觉得他的肉体成了他跟世界隔绝的一幅屏幕。“对我来说，我的躯壳已不过是个累赘，是种障碍……”(《漫步之一》)。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怎样回归自然，怎样得到真正的幸福？卢梭在《漫步之五》中是这样写的：“假如有这样一种境界，心灵无需瞻前顾后，就能找到它可以寄托、可以凝聚它全部力量的牢固的基础；时间对它来说已不起作用，现在这一时刻可以永远持续下去，既不显示出它的绵延，又不留下任何更替的痕迹；心中既无匮乏之感也无享受之感，既不觉苦也不觉乐，既无所求也无所惧，而只感到自己的存在，同时单凭这个感觉就足以充实我们的心灵：只要这种境界持续下去，处于这种境界的人就可以自称为幸福，而这不是一种人们从生活乐趣中取得的不完全的、可怜的、相对的幸福，而是一种在心灵中不会留下空虚之感的充分的、完全的、圆满的幸福。”卢梭把这种在遐想中达到的心醉神迷的境界看作是他的幸福，看作是他从苦难中得到的补偿。这一境界多少类似佛教的涅，是对“生死”诸苦及其根源“烦恼”的最彻底灭绝的境界。卢梭追求这样的境界，只是因为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被排除于人类社会之外的不幸者，他在人间已不可能再对别人或自己作些有益之事”。他并不要求被社会异化的全体受害者都去追求那样的境界而对社会生活产生厌倦。同时卢梭也并不认为一人独处就能取得真正的幸福。他在《漫步之七》里写道：“我只能在大家都幸福时才感到幸福。”《漫步之九》中他在布洛涅树林里和一群小姑娘相处、在舍佛莱特集市上买下一个小姑娘的苹果分给几个小伙子，这两个场面都说明卢梭追求的是集体的幸福。这种集体的幸福，卢梭认为在被他视作平等民主政体象征的日内瓦和瑞士是存在的。在那里，每一个人的幸福产生于所有的人的幸福。《社会契约论》中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