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相声（第2/2页）

这一时期的所有优秀作品几乎都紧紧围绕着揭批“四人帮”和揭露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这两个主题，前者如《帽子工厂》《特殊生活》《舞台风雷》《如此照相》，后者如《假大空》《不正之风》《财迷丈人》《霸王别姬》，或揭发，或声讨，或讥讽，或批判，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由于作品喊出人民群众压抑多年的心声，演出时观众的反响极为热烈，剧场中笑声掌声连成一片，这种盛况在相声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究其原因，除了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息息相关，还应当归功于相声自身的讽刺功能。

相声本来是一门以讽刺见长的幽默艺术，但这一长处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其中有多种原因，我以为最主要的是找不到或找不准讽刺的对象。

前面提到，传统相声中的讽刺经常表现为演员间的自讽自嘲，这就很难激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而建国后的相声作品由于面临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讽刺起来难免缩手缩脚，虽有少数“对敌斗争”的段子，如《美蒋劳军记》，由于距离观众的现实生活相当遥远，也就很难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

现在不一样了，“四人帮”作恶多端，亿万人民都深受其害，再加上十年的文化专制，有话不敢说，积郁于胸——即如火山爆发！

况且“四人帮”又属于“敌我矛盾”，怎么讽刺也不为过，甚至传统相声中的一些早已废弃不用的尖酸刻薄、侮辱谩骂的手法也都拿来用了，当然是痛快淋漓。

至于不正之风，也是早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而且这类讽刺作品更贴近生活，有着更直接的现实意义，虽然在分寸上要适当把握，但还不至于捆住手脚。

如果说，建国后至“文革”前的相声革新，以出现了一批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歌颂型”作品为主要成就，那么，当相声进入了“文革”后的黄金时期，“讽刺型”作品就明显地占据上风了。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相声艺术又出现了新的气象。

从表面上看，相声已从它的高峰时期跌落下来，又受到喜剧小品、流行歌曲和其他新鲜玩意儿的四面夹击，显现出一种不景气的状况；而实际上，相声正在从传统的束缚中艰难地挣脱，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在进行着一场更加深刻的变革。

在思想内容上，摆脱了建国后相声创作人为地分成“歌颂型”和“讽刺型”这样两种简单的类型，而转向以幽默的笔调来描绘人生百态、反映社会心理和揭示社会问题，这也是延续传统相声“市民生活风俗画卷”的优良传统，只是由自然主义的描摹变为现实主义的描绘，因而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概括、更典型、更具有表现力。

较早的一篇《威胁》，通过父与子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诸如如何进行子女教育、如何树立家长权威、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虽然作品还残存着某些说教的痕迹，但仍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

生活气息较浓的一篇《纠纷》，通过一场起因很小、互不相让、愈演愈烈、最终又莫名其妙地和解的纠纷，呼唤着生活中宽容、谅解、谦让等美好品德，作品对当今社会上一般市民阶层的心理把握得相当准确，人物形象也栩栩如生。

反映生活面较广的一篇《虎口遐想》，撇开其象征意义不谈，作品通过一个青年人在危难关头的心理活动，反映了当今青年对现实社会的理解，以及他们的生活追求和处世态度。

影响较大的一篇《特大新闻》，通过一条“天安门广场要改自由市场”的小道消息的传播，反映出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下，人们那种兴奋、惊讶、惶恐不安、失了法度的心理状态，作品对当前我国社会的思想观念、道德标准、价值尺度的变化十分敏感，所提出的问题是当时中国从上到下都普遍关心、公认存在、并各自有一套前程规划。

这些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反映生活的广度与其他体裁的文艺作品相比并不逊色，因而也就不可能简单地分为“歌颂型”或“讽刺型”——这种奇特的分类法是相声所独有的，从来没有人把小说、诗歌、戏剧、电影这样分类，大约是因为它们的内容比较复杂而相声的内容比较单纯吧？一旦相声的内容也变得复杂起来，这种简单的分类法是不是就应当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呢？

在艺术上，最近几年的相声创作也有了新的突破。

这首先表现为对传统的大胆革新，对其他兄弟艺术手法的吸收和对国外现代艺术手法的借鉴，表现为对结构、环境、故事、人物，特别是人物性格、人物心理、人物命运、人物冲突等等在传统相声中时常被忽略的东西的前所未有的重视。

对于包袱，除了运用传统相声的技巧，还特别注意引入幽默的机制，注意结构的幽默、环境的幽默和人物性格的幽默，注意格调健康、趣味高尚和雅俗共赏，注意避免包袱的雷同和笑料的单一。

相声作为一门以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综合性喜剧艺术，语言的作用十分重要，如同老一辈相声艺术家都具备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一样，近年来一批优秀的相声作品也开始具备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别是语言风格，这是它们在艺术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另外，在电视相声、音乐相声、化装相声、男女相声、儿童相声、相声小品、相声剧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虽然对此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但自古成功在尝试，我们仍然有理由期待着他们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