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诗歌解读（第2/7页）

据说章衣萍还向北新书局预支了一大笔版税，曾说过：“钱多了可以不吃猪肉，大喝鸡汤。”第三句“鸡汤代猪肉”即指章衣萍的这种享乐派头。前三句分别指章衣萍的三件事，而第四句着一“遂”字，表示这一结果与前三句是大有关系的。北新书局成立于1924年，初设北京，后迁上海，与鲁迅关系较密切。1931年因出版销售进步书刊，为政府封闭；复业后，以编发世界文学译本及性欲、色情书籍等获利颇多。1932年因出版民间故事《小猪八戒》有辱回族而招致回民团体的激烈责难；另据王尔龄考释，“承当时担任北新书局编辑的杨晋豪先生见告：‘那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后来成为大汉奸），是回族上层人物，他批了一道“公文”，北新就遭了殃。’”鲁迅1932年11月3日致许寿裳信中说：“北新所出小册子，弟尚未见，要之此种无实之言，本不当宣传，既启回民之愤怒，又导汉人之轻薄，彼局有编辑四五人，而悠悠忽忽，漫不经心，视一切事如儿戏，其误一也。……北新为绍介文学书最早之店，与弟关系亦深，倘遇大创，弟亦受影响，但彼局内溃已久，无可救药，只能听之而已。”很明白，鲁迅认为北新掩门与章衣萍辈的所作所为有着直接的关系（3）。

所以，第三句的“猪肉”也不妨看作有双关之意。全诗一气呵成，节奏较前两首稍快，语气却冷峻得多，仿佛是眨着一只眼，用嘴角撇出的一串嘲弄。挖苦得比较彻底，几乎没有留什么情面。这不是说鲁迅笔头毒辣，而是表明他对章衣萍这类比较无聊的文人是十二分厌恶的。

第四首咏的是谢六逸。

谢六逸，贵州人，曾留学日本，时任复旦大学教授和商务印书馆编辑。他编选过许多小说、童话，便以“编选家”自居。所以鲁迅破题便称其为“名人”。这位名人编过一本《模范小说选》，1933年3月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书中只选了鲁迅、茅盾、叶绍钧、冰心、郁达夫五人的作品。他在序言中说：“……国内的作家无论如何不止这五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在我所做的是‘匠人’的工作，匠人选择材料时，必要顾到能不能上得自己的‘墨线’，我选择的结果，这五位作家的作品可以上我的‘墨线’，所以我要‘唐突’他们的作品一下了。”所以鲁迅第二句说他“人线云有限”，意思是能够入得上这位名人的墨线的作者实在太有限了。这两句含有冷嘲，但还比较含蓄，后两句便痛下针砭了。

谢六逸估计到小说选本会遭非议，在序中预先辩解说：“……而且骂我的第一句话，我也猜着了。这句骂我的话不是别的，就是‘你是近视眼啊’，其实我的眼睛何尝近视，我也曾用过千里镜在沙漠地带，向各方面眺望了一下。”鲁迅则将其矛攻其盾，说你虽有望远镜，但毕竟还是近视眼，眺望不眺望又有什么用啊！

按说谢六逸编选的既然是“模范”小说，自然应该有其心目中的编选标准，宽严自定，他人无可厚非。鲁迅如此痛下辣手，恐另有原因。此处便用得着本文之外的背景材料了。原来谢某人实际上有“御用”之嫌，曾与朱应鹏、徐蔚南等发起“上海文艺界救国会”，还曾选译《日本小品文选》，当时正值日本占领东三省，鲁迅对这类人在“国难声中”的行径多次鞭挞。所以这首诗不能只孤立地理解为讽刺他编选小说不得体，而是更进一步地暗示出这位名人在别的方面也是“近视眼”。这是四首诗中语气最严峻的一首，大有“横眉冷对”之概，但仍不失形象，没有流于谩骂。

这四首诗非一时之作，但放在一个题目之下，形式整齐，层次分明。从第一首至第四首，讽剌逐渐严厉，但又始终不失幽默。敌友分明，又仿佛一气呵成。用典型事件加以放大，注重言外之旨的社会意义，都使这组杂咏在讽刺作品中独标高格，自开一路。

二、无题二首

其一故乡黯黯锁玄云，遥夜迢迢隔上春。岁暮何堪再惆张，且持卮酒食河膠。其二皓齿吴娃唱柳枝，酒阑人静暮春时。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

这是鲁迅诗歌中颇有争议的两首七绝。在写作时间、字句诠释、思想内容上皆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

旧体诗本来就最难讲“透”，所谓“诗无达诂”，原就是研究旧体诗的先人冷暖自知的肺腑之言。而旧体诗中冠以“无题”的一类，更让人常起“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慨，如玉谿生（4）之无题诗，千多年来，令人徒羡其美，却往往不知其所云为何。也许，这恰好就是“鉴赏”的最佳境界？知人论世，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固然不当轻废，但于“文本”自身的美学价值有何增益，对理解“文本”有何裨补，大可怀疑。永远“正确”的解析是从不存在的，所见更多的倒是陷于史料的考据纷争，胶柱鼓瑟，死拽住“文本”拉郎配，结果本末倒置，买椟还珠，作品自身的美貌被揉踊得一塌糊涂了。所以，与其纠缠于论不清的“人世”，倒不如从直面“文本”出发更为保险。当然，如果背景材料确实准确可靠，何乐而不用呢？尤其是面对鲁迅这么个深不可测的思想大师。

根据《鲁迅日记》，1932年12月31日那天共写了五首“自作”送人。为内山夫人写的是《所闻》，为郁达夫写的是《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和《答客诮》。这3首诗都是后来标明作于本月的七绝洞庭木落”是非12月之景，但诗人作诗，谁规定必须应节当令！剩下的这二首《无题》，因有“暮春”二字，便有人断定必当作于“暮春”之时，百般考证，牵强附会。还说很明显，这五首诗不可能作于同一天。”不知“很明显”三字从何而出。似这等酬答应和之诗，莫说五首，一天50首也作得，这还是说一般的有旧体诗素养之士，何况鲁迅？宋谋汤《鲁迅诗注》云：“鲁迅为友人作字，如系新作，例在当天日记存稿；如录旧作，则加注明。”鲁迅是生活习惯严谨之人，日记中鲁鱼亥豕之误间或有之，但体例章法，若说有错，似乎尚无明证。那么这两首《无题》，鲁迅既然一并存稿，并未标明哪首是旧作，焉能仅凭“暮春”之不顺眼，就务要将其证为旧作而后快呢？

其实，这两首诗究竟是否作于同一天，并不重要。既然找不到如山铁证，按科学的态度就应付诸阙如。像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对我们所不知道的要保持沉默。或如一句围棋格言：走不好之处先不走。不要以为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他的作品就一定处处都闪耀着革命的小火苗，处处都联系着天下大事、国计民生。鲁迅说战士也要吃饭，也要性交。自然’战士也有迎来送往，酬酔公关。这类作品中不排除时代投影、斗争风云，但要从作品本身自然流露出来，并能用作品本身加以实证。如果仅根据写作时间是1932年，就大谈五次反围剿，加上什么成立“满洲国”，还有左联五烈士，然后再到诗句中去强行对号入座，那还存在什么文学欣赏，人人发一本中国革命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