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侦探滑稽等小说（第4/4页）

孙了红因鲁平这一形象而被称做“反侦探小说家”。其实鲁平并非要反侦探，而是要反“绅士”。他总是跟绅士过不去，一再戏弄、惩罚之外，他还用自己怪异的举动对所谓“绅士风度”进行解构式的嘲讽。他衣饰华丽，却花哨刺眼，与环境格格不入。他拜访绅士也递上名片，却临时用笔写上几个潦草不堪的乱字。他用出自己的洋相来出绅士界的洋相，他用赤裸裸的敲诈、绑票来投射绅士们暗中的无恶不作。他不是以绅士派头为本分，而是以之为乐，有一种亵渎的快感。同时，他“劫富济贫”从来不白干，首先要济自己之贫。“一切归一切，生意归生意”（《血纸人》），他居然懂得把个人利益与天下利益统一起来。而这正是符合现代市民阅读趣味的新时代的“英雄”形象。莱奥纳尔多•夏夏在论述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笔下的比利时大侦探波洛时说：

波洛知道自己是一个侦查天才。但是这种自我意识和狂妄骄横在他身上比在福尔摩斯身上使人更能忍受一些，这还要归功于影响到他的外表的嘲讽措辞。（30）

自嘲和反讽意味使侠盗鲁平不那么可敬，然而却可亲。人物与读者的心理距离缩短了，人物对社会的批判便显得格外真切有力。

侦探的侠义化也与世界侦探小说发展动向有关。继正统侦探小说之后，硬汉派侦探小说和托多罗夫所称的“黑色小说”等许多新的模式相继涌现。这些小说经常对社会及法律持批评和嘲讽的观点，侦探本人往往介人案情，“须拿他的健康甚至生命来冒险”。（31）于是侦探本人的性格和命运成为作品魅力之一。他们蔑视常规、自掌正义，经常遭受警方和罪犯的两面夹击，在蒙冤受屈中用超人的勇气战胜邪恶，完成人格的修炼。这样的侦探当然也可视为现代化的侠客。

滑稽小说在沦陷时期也是个自成一家的类型。早期的滑稽小说只求博人一笑，往往恶谑百出，流于浅薄庸俗，不但被新文学所蔑视，在通俗文学家族里亦不受髙看。自林语堂、老舍等人推广幽默，国人乃知幽默与滑稽不同，而滑稽小说作者亦以更高境界要求自己。

抗战时期的滑稽小说，第一个普遍特点是深化了社会意义。他们不再仅仅依靠编织笑料来迎合世俗，而是能从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可笑的因素。徐卓呆的《李阿毛外传》系列，十二则故事中有十则关联着“钱”的问题。李阿毛的种种生财之道，让人读来又好笑又辛酸。例如《请走后门出去》一则，他让两位失业朋友分别在前后门各开一个理发店和一个生发药店，顾客进门后却让他们“请走后门出去”。结果街上的人见到头发蓬乱的人进了理发店，出来便一头光亮，而因秃顶走进生发药店的人，出来个个长出了头发，于是两店生意兴隆。这已经不是一般的逗笑，而是颇有卓别林风格的匠心独运，从作者的艺术夸张中分明能感受到经济萧条已经把普通市民压迫到何种地步。在《日语学校》一则中，人物直接说出“一样样统制的统制，缺货的缺货”，发泄了对统治当局的愤恨。整个《李阿毛外传》就是一幅上海下层市民在贫困线上的挣扎图，全篇回荡着一个声音：“我要吃饭！”滑稽处理虽不如正面揭示有力，但长处在于回味隽永，“以乐景写哀”，倍显其哀。

第二个特点是滑稽趣味有所提高。以前的滑稽小说市井气息过浓，如吴双热的“滑稽四书演义”，汪仲贤的《角先生》等，令人笑而不敬、笑而不爽，包括程瞻庐《唐祝文周四杰传》那样的名著也有许多粗俗无聊的恶趣，将知识分子流氓化，迎合小市民的庸俗文化观念。徐卓呆、耿小的之所以能以滑稽小说家而受人尊重，在于他们自觉把握了滑稽的档次。耿小的专门著文探讨“滑稽”、“幽默”、“讽刺”三个概念的异同，他的小说则力求在滑稽和幽默中蕴含着讽刺。他们不再满足于从人物的外表去制造笑料，而追求从心理层次上挖掘出“笑根”。耿小的《滑稽侠客》中的两个武侠小说谜，并不是真的对武侠小说有深人的了解和研究，而是为了在女同学面前逞英雄，加上失恋的打击，才弃学出走。因此他们一路的荒唐行为也多与“男女”之事有关，心病是他们可笑的根源。徐卓呆笔下小市民的可笑则来源于他们急于发财又经常破灭的白日梦：想偷钞票结果搬回家一具尸体，想从中揩油结果一赔到底。因此，滑稽中增添了几丝苦涩，趣味隐隐指向了哲理。

第三个特点是与其他类型互相综合。滑稽小说本来就是以风格而不是以题材得名，耿小的、徐卓呆都涉足多种题材，只是比尤半狂、胡寄尘、吴双热、注仲贤等更钟情于“滑稽事业”而被视做专业笑匠。其实他们的小说中不自觉地吸收和运用了其他类型的许多东西。社会言情方面的自不用说，这是最广阔的笑料基地。侠义和侦探因素也时有所见。徐卓呆笔下的李阿毛的行径与孙了红笔下的侠盗鲁平颇有几分相似，只是一大一小而已。鲁平向敲诈者反敲诈一笔，李阿毛善于反占小偷的便宜；鲁平惩治大奸商，李阿毛则作弄贪财的二房东；鲁平是劫富济贫，李阿毛则专门帮助穷哥们儿。耿小的《滑稽侠客》、《摩登济公》、《云山雾罩》等作品大写侠义精神与时代风气的不谐和，很有“反武侠”的味道。孙悟空自愿下界治理人间，众神仙都盼他快去，“天上还可以清静一时”，同时也等着看他的乐子。济公来到人间，见书场里正说《济公传》，结果说书的和听众不但不认得他，反一齐嘲笑挤兑。这样的滑稽小说已近于讽刺小说的境界了。

不过，滑稽小说由于没有专用题材，加之审美品位不高，故终不能蔚为大观。它更多的意义在于为其他类型贡献了许多锦上添花的技巧，并成为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之间的一个良好的过渡。

抗战时期的历史小说有半壁楼主的《国战演义》、罗逢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和杜惜冰的《中国抗战史演义》以及张恨水的《水浒新传》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羽翼信史”的传统创作准则，“现实倾向性”十分明显，表现出明显的要求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意图。尤其前三部小说所叙“历史”是几与“现实”同步进行的，于是，一方面纪实性、宣传性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则有“创造历史”之嫌。张恨水《水浒新传》虽有若干史实依据，但实质上不是“借古喻今”，而是“造古喻今”。如将宋江毒死李逵一场，改为宋江誓死不愿跟随张邦昌归顺金国，而与李逵双双服毒自尽。抗战，揭开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篇章，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需要对历史进行崭新的巡视和剪裁，新的历史观决定了历史小说创作新面貌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