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第2/3页）

三

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似乎应该首推他的学术精神。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一言以蔽之，曰“独立”二字。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的结语中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既是他对王国维的赞誉，也同时是对自己的要求。“独立”二字，说说容易，要真正做到，有几人欤！而陈寅恪却能够在其“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的晚年，坦然言道：“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这里，不曲学阿世的“世”，应当做多层次理解。一指正统权贵之世，二指显学门派之世，三指时髦流俗之世，能够在这几方面做到“遗世独立”，才真正称得起“不曲学”。

陈寅恪早年利用其掌握多种东方古文字的优势，考证中亚史地。这是国际史学界的一门显学。以陈寅恪的超人功力，达到一流水平，并非难事。他中年以后，毅然转向中古文化史研究。他说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谨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敢复上下议论于其间，转思处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谓冯轼而观士战者”，这充分表现出陈寅恪清醒的学术独立意识。他做学问，并不看热门，而是“要通过最严格最精致的考据工作来研究中国史上的一些关键性的大问题，并尽量企图从其中获得关于当前处境的启示”。俞大维说他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余英时称之为“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精神。而这些恰恰是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所颇为缺乏的。近年来，文学史研究中蜂拥热门或零敲冷门的现象十分明显，正中陈寅恪所云“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之弊。至于“通古今之变”的意识，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更是很少有人自觉去追求，一部中国文学史，被斩成了一块块互不相通的自留地。

陈寅恪一生经过了20世纪中国的数不清的风浪，但他从不为政治形势所左右，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五四以后，全盘西化论独尊一时，而陈寅恪却以高度的道德勇气自谓“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面对喧噪一时的政治思潮，陈寅恪都能做到不卑不亢，我行我素。虽有时“迫于事势，噤不得发”，但他无所畏惧，依然“论学论治，迥异时流”。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坚定了自己“逆流而动”的信念，自称“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他的挚友吴宓晚年在日记中称赞他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丝毫未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当时正是陈寅恪遭受学术批判之后。面对一大堆“唯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大帽子，陈寅恪的态度是“剩有文章供笑骂”，“老来事业未荒唐”。这种学术事业上不媚权势和流俗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独立之概，在当今世风浇薄，八面来风的时代，对聪明人颇多的文学史研究界，是很有一番警醒作用的。而对那些一如既往坚持自己选定的学术道路的文学史学人，理应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敬意。

陈寅恪学术精神以“独立”二字为基础，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一种思想家的境界。他有着对整个中国文化问题的通盘思考，深信中国文化自具特质，任何外来思想若不经中国化，最后必“归于歇绝”。他认为中国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并推断未来的发展必归于“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怀着“通古今之变”的治学态度，陈寅恪的学术活动始终是与时代风云暗相呼应的。但他的关怀现实，是以不歪曲历史材料为绝对前提的，绝不是那种穿凿附会的打着“古为今用”旗号的御用史学。他说：“你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陈寅恪对时代的关心，对祖国的热爱，终生不渝。但这种关心和热爱，又是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他能够从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客观看待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各社会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融合，这样的学术态度在今天也仍然称得上是现代的。反观当前的文学史研究界，就事论事的现象，一切以西方观念为^^准的现象，以至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的现象都存在着。文学史研究应该从陈寅恪那里懂得这句话：没有境界追求的学术研究是没有前途的。

四

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其学术精神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另一方面，对文学史研究更有直接启示的，则当推他的学术方法。

历史阐释有一个几乎是永恒存在的矛盾，即从局部到整体与从整体到局部的解释循环。陈寅恪被认为是“重新打通了诠释循环圈”的，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是由于他的治学方法既不是堆砌材料在先，也不是鼓吹观念在先，而是在熟知大量材料后，提出冋题在先。他总是能从纷繁错综的历史库存中敏锐地发现疑点，发现问题。他的著述总是从问题开始，围绕问题展开，以解决问题结束。问题是历史的问题，也是学术的问题，但往往又同时即是现实的问题，这里就表现出陈寅恪过人的史识。这种史识恰是许多文学史研究者所匮乏的。许多文学史著述只是围起一块地来东挖西掘一番，不知为什么要围这块地，也不知为什么要这么挖那么掘，结果是只有研究对象而没有研究问题，纵使洋洋万言也只能是无的放矢。

陈寅恪学术方法的又一优点是能够做到考据与义理的辩证结合。陈寅恪继承了乾嘉朴学和德国历史语文学派的传统，其大部分文章都充满了纠正谬误、考求本事、别条异说、对勘互证、增订补遗的内容，粗看上去似乎是纯粹的考据之学，但他能够把自己的史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他的考据，是为其义理服务的，能够在他的问题摄统之下，自成体系。所以他能够做到“从史实中求史识”，把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境地。而当今的文学史研究，则多是充满了空疏的“义理”，几乎谈不上“考据”。治古代文学史者对音韵、训诂是一知半解，治现代文学史者对材料的使用也极为轻率，有时连版本年代都不加考虑。陈寅恪的取材原则是“宁详毋略”，而今许多文学史著述仅凭三两条材料有时甚至是孤证就妄下断语。再加上互相援引、以虚传虚，其中的水分就可想而知了。离开了“考据”的“义理”，恐怕是连“自圆其说”的学术境界也达不到的。看来，对有些文学史研究者是有必要重提“文书须先识字”这句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