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露青楼与士（第2/2页）

文人的诗作由名妓一唱，就像今日的小说被著名导演搬上银幕一样，变得家喻户晓，香名远扬。而反过来，著名士人的作品又可以使妓女身价倍增，一夜走红。白居易在《与元稹书》中得意地写道：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门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娱他宾，诸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搞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

那名妓女由于会唱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把价码抬得老高，因为这的确是一种水平的标志。今天的妓女能因为自己会唱几首邓丽君就悍然涨价吗？

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例如有个叫崔涯的狂放文人，最爱褒贬青楼妓女，而且由于文笔好，产生的影响十分显著。妓女若受到他的赞誉，就会门庭若市，若受到他的i几讽，就差不多要关门停业了。他曾题诗嘲笑一个叫李端端的妓女，端端忧心如焚，在路边拉住他苦苦哀求，请大作家一定可怜可怜。崔涯心肠一软，又重新赠诗一首，把李端端夸得跟朵花儿似的，结果“大贾居豪，竞臻其户”，李端端一下子成了大明星。

士对于妓女的衰荣如此重要，难道其他人就无法比拟吗？比如说皇帝，难道就比不上一个酸腐文人吗？让我们来看看宋徽宗赵佶和词人周邦彦君臣二人竞争李师师的事例。事载宋人张端义的笔记《贵耳集》：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馬，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隐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严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宣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按发来？”察京同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复奏。”京尹至，蔡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唯周邦彦课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去那里？”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抻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陡王》词，今《柳荫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王。

赵倍是君，周邦彦是臣。赵倍来了，周邦彦就藏到床底下听广播剧，然后还写词叫李师师唱。这不是二人合伙气赵佶吗？赵佶醋兴大发，诬陷周邦彦收税不卖力，赶出首都。没想到李师师颠颠地跑去“十八相送”，回来又唱周邦彦的词，而且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看来是从此不打算给他笑模样了。老赵实在没办法，只好一个电话把小周请回来，官升三级，薪加一倍，方可讨得李师师欢心。可见在李师师心中，谁轻谁重，也就一目了然了。人家不过看在赵佶好歹是个皇上这一条，给他个面子而已。况且，赵佶也并不敢以皇帝身份强加于人，他是向士靠拢，以风流才子的身份去嫖妓的。所以，既因此得到几分妓女对士的感情，也因此而终究得不到真正的士妓之爱。

妓与士，可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对双璧。他们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留下了数不清的美丽动人的故事。妓与士的关系最密切的时代，也就是中华民族最强盛、最繁荣的时代。当妓与士的关系逐渐疏远，妓女们忙着接待大款，士人们忙着下海骗钱的时候，青楼的气数已尽，中国古代社会的气数也巳尽了。

今曰的社会，青楼巳然没有了，这也许并不算一件值得惋惜的事。问题是：士，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