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全身的瓦片翻开,(第3/3页)
相对于《玻璃》,我更喜欢《真理》,虽然都有一种坚定的意志,但《真理》的画面感不像《玻璃》那么残忍,易于接受。而《玻璃》这样的诗,不宜多读,对于承受能力不够强的读者,它有一种伤害的可能。
以《真理》为代表的一批力作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对梁晓明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梁晓明前卫得近乎极端,他的许多作品都有拒绝读者之嫌,比如《等待陶罐上一个姓梁的人出现》、《怀乡病》、《梦想》、《梁晓明》等,用刘纳的话说,是把后现代的拼贴技术玩弄得出神入化,但却让人不知所云。在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诗:激情与策略》一书里,刘纳以梁晓明的《哭》一诗为例,批评了梁晓明的“拼贴”技巧。刘纳说,《哭》一诗“在写‘我’——‘我’的生活和‘我’的感受,每个句子里都出现了‘我’的字样,这样,作者似乎在句子与句子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然而,这种联系是似有实无的,每一个句子都可以孤立的存在,它们之间可以随意地互换位置”。随后,刘纳将《哭》的前四句“瓦片与深井组成我的房子/跳跃的马群曾拉开我的心事/围墙围到我的脚背上生长起青苔/瓶子里装满了我的叹息”重新拼贴,变成了“跳跃的马群曾拉开我的心事/瓶子里装满了我的叹息/围墙围到我的脚背上生长起青苔/瓦片与深井组成我的房子”。经过重新拼贴,诗意竟然没什么改变。然后,刘纳再将这四句诗进行重新组合,成为“跳跃的马群曾拉开我的叹息/瓶子里装满我的心事/围墙组成我的房子/瓦片与深井到脚背上生长起青苔”。这样的拼贴结果,诗意仍然毫无改变。由此可以看出,《哭》是一首不成功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也许有游戏的成分,信手拈来而未作深层次的思考,更未达到里尔克所说的“非写不可”的程度。而在80年代,梁晓明的很多作品都是这样“极端”,如果没有后来的《玻璃》、《真理》等作品,我想,梁晓明顶多是个中等的诗人,而《玻璃》、《真理》等作品的出现,一切都不同了。
可以这么说,如果20世纪80年代的梁晓明是前卫,90年代以后,他就镇守中场,不那么尖锐,却日显大气。这种转变是我所心仪的,也暗合我对诗歌发展以及诗人成长的理解。用足球比赛来比喻,最有可能成大器的诗人不是前锋也不是后卫,而是中场,但也不死守中场,有时候它也会冲到前面射门或撤回最后一道防线;身居中场就等于拥有了进退自如的开阔地。在“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文学写作中,越具有广阔的视野,就越有可能最早地到达目的地。
多年以来,我一直奉行这个写作立场,我很清楚一个人所具备的能力的界限,如果你不是那种能够开一代诗风的天才诗人,就只能像蜗牛一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前行。像梁晓明这样,尽管作品量不大,却时有精品。当前,国内一些诗人以求新求变自居,并把这夸张到舍此无它的高度。求新求变没什么错,而且值得赞扬,问题是不能以为诗歌就等同于“新”和“变”。一个人用同一种方法写一辈子诗,如果有一两首是真正的杰作,也远胜于那些“变”了一辈子都“变”不出半个好句子的人。诗歌写作不仅仅是对新语言的尝试,它同样是对旧语言的打磨;诗歌不仅是“日日新”,也是“推陈出新”。因此,求变的诗人值得欣赏,守旧的诗人同样值得尊敬。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更是生活的艺术。一个人年轻时可以靠天分和才气写作,年长后如果要写得更漂亮,只能依靠对纷繁复杂的生活进行综合处理的能力。因此,面对那些毫无见地的“探索性作品”,我已经缺少了当年的那种敬畏,常常投以怀疑的目光,因为我阅读过更“先锋”的作品,深知它们在真正的先锋面前,不过是小菜一碟。如果一个诗人笑我技巧落后,我会笑他思想无知。因为我的关注点是“诗”,而他的关注点是“文字”;我关注的是诗歌整体的“好”与“坏”,而不是某一个句子是否出奇或是否抒情。在诗歌写作中,抒情从来就不是罪过,只有为抒情而抒情才能算弊端。我从梁晓明的诗歌中为自己的见解找到了信心。
四
对于诗歌,梁晓明“野心”不小,我曾经听他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如果说诗坛的天幕需要四根柱子支撑,那么我希望我的诗歌能够成为其中一根。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方向:“我想找到的每一句诗,每一个字都必须是从生活的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一滴血,或一滴泪,一段梦想与一声叹息,它必然是悠长的,充满回忆、向往,深入人心与现实存在的反映……我现在希望的是生命内在的视野,它是一种‘看’的经历,沧桑和总结,在总结中发展,开拓新的存在和启示。”“一首节奏缓慢的诗……是一个诗人语言表达的方法与独特能力的展示,以及那不为人知的生活遭遇与态度的精湛结合,是一种让人难以回避的演出。它与人有关,与整个人类有关。”(《一种节奏缓慢的诗》)
大型组诗《开篇》以及组诗《赤足披发而行》的部分作品,是梁晓明这一理念诉诸实践的收获,它们缓慢、深沉,如同洪钟大吕,声音浑厚而洪亮。《开篇》的题记所引用的海德格尔的话暗示了诗人的思想流向:
对诸神我们太迟
对存在我们又太早。存在之诗
刚刚开篇,它是人
神已经不再重要,他将退让于人。这就是一个大地之子对诗歌的誓言,是繁华看尽之后对淡泊朴素的回归。是的,艺术作品中,人永远居于首位,没有人,一切都虚无缥缈,绝不可能成就“存在之诗”。那些风格华丽而没有“人味”的作品只能像半空中的雪花一样轻微无倚,只有人,只有宽厚的大地才能承纳一切的光荣与梦想。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们的酒杯举向哪里?我们的脚举向哪里?”(海子:《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