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头熊，我不使用（第3/3页）

余怒也曾在一个访谈中对向明的批评进行了回应：

《守夜人》是不是一首好的作品，是不重要的。有趣的是那些批评者的解读，有时候令人啼笑皆非。例如一位著名的批评家始终搞不懂为什么作者在十二点钟时使用两个“当”，而在十二点三十分时偏偏只使用一个“当”，这样无关宏旨的问题回答起来有什么意义？记得有一位批评家对“钟敲十三下”提出质疑，我索性回答他：“我家的钟坏了，乱敲还不行吗？”

向明是台湾的老诗人，他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说《守夜人》违背了常识。他说：“我们的已知的习惯和最普通的常识会提醒我，苍蝇在漆黑中，空间有限的蚊帐里是不会飞起来的（苍蝇有飞蛾的习性，在亮处才活跃），更不可能飞得翅膀振动发出‘嗡鸣’。苍蝇不吸血……”我想说的，《守夜人》并没有违背常识。首先，《守夜人》通篇没有提到“蚊帐”内外是“漆黑”的，“夜晚”并不一定等于一切地方皆“漆黑”。其次，向明先生一定是在舒适的生活里待久了，可能他的蚊帐里从没有飞进过一只苍蝇。然而我的童年经验告诉我，苍蝇在漆黑中，空间有限的蚊帐里也是会飞起来的，也是会飞得翅膀振动发出“嗡鸣”的。解释至此，我感到有点索然无味。我认为，诗与常识无关，一首诗体现常识也罢，没有体现常识也罢，都与它是不是一首好诗没有任何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对《守夜人》的解读以及余怒的自释，都是在尝试着进入诗歌内部，不一定准确。好在从一开始，余怒就不避讳文字的晦涩与荒诞，他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文本，一度把读者弄得“找不着北”。在20世纪90年代初，余怒是孤独的，他的诗歌大都以打印小册子的方式私下在朋友圈子中流传，给朋友带来的却是惊愕和不知所措，因此也就不难想象为什么余怒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诗坛的一个现象，却又极少在公开诗歌刊物上发表作品了。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有所改善，“大陆当代先锋诗人丛书”之一的余怒诗集《守夜人》在台湾出版，使他的价值进一步得到体现。

四

余怒曾经向诗坛提交过几个规模庞大的诗歌文本《松弛》、《时光废墟》、《猛兽》、《网》、《个人史》等。这些长诗相对而言不如他的短诗迷人，却自有它的价值，特别是在对私人经验的挖掘方面，这些作品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在余怒个人最为看重的作品中，《猛兽》是其中之一。关于这部长诗的结构和内涵，余怒在“今天”论坛有过简单的表述：“《猛兽》分为三章，‘栅栏’、‘表象’和‘回声’，分别对应于现实、现实和内心间的冲突（意即世界是意志的表象）、对话（语言）。第一章‘栅栏’，主要描述我们所看到和体会到的客观世界的场景。第二章‘表象’着力表现内心的分裂、破碎和迷乱，采取的是语言拼贴的方式，在语句中放弃了意思的框架，使词语的脉动成为维系语句的唯一线索。第三章是四个残疾人的对话，由四个章节组成，每一章节的对话由一个残疾人主持。软骨人，意即身体的束缚；植物人，意即思想对人的束缚；半身少女，意即性的束缚；没有五官的孩子，意即时间的流逝对人的束缚和影响。整个《猛兽》的框架就是这样的。”但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我并不喜欢《猛兽》，在我看来，长诗是危险的，是埋藏在“野心”之中的定时炸弹。它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才气与悟性，还是生活和思想以及耐力。同样，余怒的短诗也有部分不为我喜欢，过度即兴和任意，仿佛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实际上较真起来却颇为勉强。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印象，正是因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现代诗歌才如此令人迷恋。

事实上，余怒对自己的作品遭受的各种评价早有心理准备，他曾在回答诗友的提问时这样说：“一直以来，我承受了各种批评和指责，其中最多的是说我的作品晦涩，看不懂。批评多了，也就麻木了，所以我才有‘有褒有贬、相映成趣’的良好心态。这并不是我故作姿态，我真的是平静处之，像一个旁观者。”直到2008年秋天，余怒还希望写出《猛兽》那样的“抛弃读者”的作品。我想，这种对待批评的方式以及内心的固执都是值得尊敬的，一个诗人，不可能让每一个读者都喜欢，特别是余怒这样“特别”的诗人。

五

我说过，我对余怒的诗歌是外行，尽管勉为其难地啰唆了这些文字，可能仍无法参透余怒思想之万一。那么，如果不是我在矫情和夸张，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设想：当今诗坛，能够理解余怒的诗人和读者到底有多少？那些“追星族”对他们的“偶像”到底有多少认识？从这个角度上说，余怒是一个悲剧，他的存在真正地印证了“曲高和寡”的内涵。也许作为海子同乡的余怒对此早已心知肚明，并且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已不成为问题，因为每一个时代，真正的诗人往往正好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理解，他的写作就是翟永明所说的“献给无限的少数人”一般的孤独与自信。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在这篇文章结束的时候，我想引用在金华的那个晚上，余怒在醉后反复说出的另一句话——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