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刘春的书写风景与历史工作(第2/3页)
这里,我要稍稍多说两句黄灿然。因为刘春对他有一种隐秘(当然他也是公开表达过的)的热情,这热情其实来自于二人在随笔写作上的一些共同处及不同点:二人都推崇文章是真有话要说,即言之有物、不弄玄虚,而且绝不允许在文章中乱玩所谓的时髦理论(这种理论主要是为了威吓读者);文章应具体、准确、丰富(信息量大)、诚实(逻辑性强)。但二人又有不同,刘春的文章颜色要暗一些,调子要沉实一些,黄灿然的文章却更为明亮,调子也尖锐一些。
刘春虽出身于广西桂林,但他曾在成都求学四年,那正是诗歌在成都风起云涌之时,继北京之后,成都被公认为又一座中国诗歌的重镇。成都或整个四川的诗歌气氛无疑感染了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学子,再加上他那学工科的背景,这就更有意思了。他对文艺的科学精神以及镇静独立的批评姿态,或许可以从中找到线索。而他后来长期从事的新闻工作,又为他在行文中非常讲究的实在感与精确性找到原因。还有一点很重要,即便他说他最初对新诗的兴味来自席慕容和余光中(之前他喜欢古诗),但他真正意义上的新诗(也可以说现代诗)品位应是“朦胧诗”和“第三代”打下的,这便顺理成章地预示了他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个高起点。
?刘春这本书,有几个必须重视的关键词——如果我们将书名拆解开来,用不同的断句方法,就可以找到其中丰富的指向:“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诗歌”“史”……首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本书是刘春“一个人”的,无论对所论述的诗人、诗作、事件的选取和阐释,都体现出某种浓重的个人气质。其次,我们还可以认为,这是一部关于“人”的诗歌史。我们以往所读到的大量文学评论中,“人”是极少出现的,大多数情况下,浮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又一个冷而硬的术语、貌似“客观”但缺乏体温的行文、内行人熟知而又心照不宣的所谓论证逻辑、名人名言的引用及罗列……这样的评论文章,读了一遍之后,我们得不到作品那力透纸背的信息,反而可能增加内心的懵懂。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文章里缺少了“人”的存在。没有“人”,也就没有了生动在场的气息。而刘春的这一系列随笔,随处可见“人”的形象,可以感受到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体温。作为一个后来者,刘春用自己的真诚去感受诗歌兄长们的生活行迹与作品内涵,再把自己所获得的感受形成甚至可以触摸的文字,因此,他的文章注定会感染所有被他书写过的诗人们,也将打动无数陌生或相识的读者。
前面说了本书的关键词之一:“人”。毫无疑问,接下来的关键词应该是“诗歌”。这是一本谈论诗人与诗歌的专著,所论述的六位诗人的成名作、代表作,书中都有所提及,其中有的是点到即止,有的则逐字逐句进行解读。据我粗略统计,仅细读的就有顾城的《墓床》、《悟》,海子的《黑夜的献诗》、《春天,十个海子》,于坚的《在漫长的旅途中》、《读弗洛斯特》,欧阳江河的《手枪》、《草莓》,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黄灿然的《亲密的时刻》、《高楼吟》等近20首。未细读但进行重点推荐的也超过20首,基本上涵盖了这些诗人自习诗以来最重要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在对一些作品的阐释中,刘春丝毫不拘泥于前人的规范,而是从自身的理解出发,提出自己的个人见解。他对顾城的《墓床》所进行的分析,是我至今为止所读到的对这首诗的最令人信服的解读,特别是对“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这两句的阐释: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这两句初读有些费解,仿佛作者在梦呓,但细细琢磨之后,就会发现其中的深意。两句话里“走过的人”,不是指同一个人,而是指不同的人;甚至不是指两个,而是指川流不息的人群。对于同一种事物“树枝”,有的人只看到它的方位——“低了”,而另一些人却看到了它内在的生命力——“在长”。对艺术品的欣赏也如此,不同的角度和心情,得到的结果就大相径庭。我们也可以说,最后两句与前面两句相互呼应,树枝的“低”是对前面所描述的“永逝”的一种哀悼,树枝的“长”则是对“愿望”的期待。
?这种进入作品的方式,新颖、独到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在这里,刘春没有局限于字面上和内涵上的发掘,还生发到人们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解方式之中。读者从中获得的已经不仅仅是某一首具体的诗歌的理解,更是进入艺术作品内部的方法。“授之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句古话,在一个当代青年诗人笔下得到了完美的回应。
按一般人的思维,一首诗解读到这个地步,足以完美收官了,但刘春却没有止步,他还要往更深处掘进。紧接着,他从诗意本身延伸到对诗人命运的讨论上,并最终得出结论:
从表面看,整首诗安详、平静,仿佛一个看透世事的老人在喃喃低语,然而实际上却充斥着“永逝”、“悲伤”、“人时已尽”、“休息”等谶语,这些词句无声地揭示出了诗人内心的厌倦以及因厌倦而招致的结果。从诗歌传达出的信息看来,顾城走到自杀这条路,早已预定。
我想,这样的文字,我们已经不能用单纯的“文学评论”来概括,它是一种综合性极强、韵味极其丰富的文体,它具有文学评论的精确与简练,也有生活随笔的细腻与温润,同时也自然带出随笔特有的一种思考。我想,这也许正是刘春的诗学随笔能够突破众多学者和批评家的包围,成为批评百花园中的一枝而为世人关注的原因吧。
接下来,应该说“史”了。
据我所知,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历史癖,人人都可算是业余的历史学家(譬如我就曾在《南方都市报》的一次采访中公开说我自己是业余的历史学家),不然怎么解释刘春对历史的着迷呢?须知他这本书的书名正是《一个人的诗歌史》呀。自然而然,在这本书中,历史或事实是他首先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诗人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诗人,他们经历了诗歌的狂热期到冷寂期,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性。刘春这本书里谈到了许多或极富趣味或令人深思的故事,也澄清了许多多年以来缠绕着文学界的问题。比如顾城和谢烨刚把钱存进银行又反复去领取;比如于坚少年时,亲身经历的父亲同事对友情的背叛,青年时因为几句抒情诗而被学校领导批评为“有阴暗心理”;还有“朦胧诗人”早期受到的种种磨难,八十年代诗歌江湖状况的描述,对《尚义街六号》写作时间的考证……真正的历史不正是在这些可读可感的细节中建立起来的吗?由此也可以反证,刘春这本书,写的不仅仅是六位诗人的成长史和创作史,而是整个八十年代以来的整体诗歌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