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第5/10页）

那个年代，诗人们的交往极富诗意，“柏桦他们经常是一考完试就坐火车过来了，连招呼都不和我打。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参加电大考试，刚刚考完回到宿舍，就看见柏桦坐在那儿了。我问，你等了多久？柏桦郑重其事地讲，一分四十秒。还有一次是我刚下楼准备去考试，就看到彭逸林、柏桦、张枣，还有肖全风尘仆仆地走来，我说我必须去考试，你们先去我家坐坐，估计你们要来，所以门都没锁，你们直接去就行了。肖全说，不行，先拍张照片，接着就给我们拍了张照片，我再去考试。”（虞金星：《八十年代：诗歌十年》）

肖全后来成了国内非常著名的摄影家，前几年，我还读过他的一部摄影集，里面全是各行业的名家，其中顾城和谢烨扶着门框的合影还被我在随笔集《或明或暗的关系》中悄悄地“借用”了一次。

过于“诗意”的生活点燃欧阳江河离开部队的导火索。有一次，张枣带着四川外语学院的一个德国女专家到部队里找欧阳江河。按规定，军队大院不能让外国人进入，也许是进门时站岗的士兵走了神，他们竟顺利“过关”。当天下午，欧阳江河被停职反省。

又有一次，杨炼带澳洲的女汉学家贾佩琳去找欧阳江河，由于曾经出过“达戈玛事件”，欧阳江河有些迟疑。杨炼就安慰他说，贾佩琳中文说得很好，样子像美国人，只要戴上一个头纱，如果站岗的查问，就说是新疆来的，肯定看不出来。果然，贾佩琳在晚上骑着自行车，顺利蒙混过关。但这事后来还是被曝光了。这两件事加上一些个人原因，1986年，欧阳江河离开部队，转业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工作。

众所周知，省级以上的社会科学院，其工作人员基本上是具有较高学历的专家学者。而欧阳江河没读过正规的大学，最高文凭是在部队时读的电大。欧阳江河进入社科院，依靠的仍然是出色的才华。

这要从1985年说起。那一年，香港诗人叶辉通过四川诗人廖希读到一些诗人的作品后，便专门到成都组稿。欧阳江河、翟永明、柏桦、钟鸣、张枣、孙文波和廖希七个四川诗人都提供了稿件，并由欧阳江河写了一篇论述四川诗人的文章《受控的成长》一起，以“四川七君子”的名头在香港《大拇指》诗报发表。1986年底，欧阳江河从部队转业前，当时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的苏丁把《受控的成长》转给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吴野。吴野读完这篇文章，当即同意接收欧阳江河。

熟悉80年代诗坛的人们常常会看到两个十分相似的命名，一个是“四川五君子”，一个是“四川七君子”。所谓的“七君子”，指的是在《大拇指》诗报发表专辑的欧阳江河、翟永明、柏桦、钟鸣、张枣、孙文波和廖希，而“五君子”则缩小为欧阳江河、翟永明、柏桦、钟鸣、张枣。两者之间的区别常常让人们犯模糊，毕竟，除了在《大拇指》集体亮相，在《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行“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上，“四川七君子”亦以集体名义参加。

关于“七君子”和“五君子”的过往，欧阳江河曾谈起过，但语焉不详，而另一个当事人孙文波则写出了《还有多少真相需要说明》一文，详细地谈到了其中的种种曲折。这中间掺杂着很多个人恩怨、误会和阅读趣味，因为这不是本文的论题，此处不再深谈。

在社科院，欧阳江河有了大量的时间阅读、写作，并开始接触古典音乐。那个时候，他已写出了《悬棺》、《手枪》等名作，名声响遍全国，有的诗坛骗子便利用他的影响，到各地行骗。有一天，欧阳江河接到一个来自陕西宝鸡的电话，叫他尽快归还60元钱。欧阳江河异常纳闷，说，我从来没去过宝鸡啊。对方说，不可能，我们在一起住了三天三夜，你走的时候我还借了60块钱给你。经过欧阳江河反复解释，再加上那人多方证实，才弄明白是有人打着欧阳江河的名号到陕西行骗。为了不再被人冒充，欧阳江河专门在《诗歌报》上发表了自己照片。

但发表照片并不能停止骗子们的行动。1987年，欧阳江河应邀参加唐晓渡等人在扬州举办的一个诗歌理论讨论会，然后又去了一趟上海，将近一个月没到单位。从上海回来后，欧阳江河发现，自己办公室的墙角上竟然堆满了各地的来信，都是各地见过“欧阳江河”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寄来的。欧阳江河赶紧回信澄清，但两三千封信如何能够一一答复？因此有很多来信都没有回，让一些人产生了误会。直到现在，翟永明都还保存着一封某个当时非常著名的诗人写给欧阳江河的信，说是当年那个人寄到她那儿，然后让她转交的，看来那“欧阳江河”对自己所要冒充的人的社会交往还是下过一些苦功的。

1993年，欧阳江河离开了社会科学院，也离开了他生活了17年的成都，去了美国。在美国期间，欧阳江河写下了他的另一批重要作品：《纸币，硬币》、《感恩节》、《那么，威尼斯呢》、《谁去谁留》等。这些作品与90年代以前的作品相比，世俗生活场景在增加，语气也有所改变，不那么优美凝重而变得活泼与调侃。

七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诗歌界异常活跃的年代，诗人们走南闯北，四处串联，而欧阳江河说，“五君子”的交往不同于当时“第三代诗人”中流行的那种“江湖”方式，而是非常魏晋文人式，除了诗歌什么都不聊。

那么，“江湖”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呢？从诗人们的叙述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子。

欧阳江河：北大的老木去成都和万夏等一帮诗人一起见面，第二天和我见面时说他被吓了一跳，当时的成都餐馆还有那种一张长条桌子、两个长凳子的格局，喝着喝着，这帮人全部蹲在了凳子上，有人敬酒的时候甚至是站在凳子上。这种生活方式在他们的诗歌写作上也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当时通讯不发达，朋友要跟你聊天就会直接去找你见面，所以，当你想认真发力写诗时，你就得玩失踪。

孙文波：记得80年代中期，我们在四川大学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朗诵会结束之后，二三十人到学校旁边的小酒馆去喝酒，很多人都喝醉了。醉了的人言行各异。有的人跑去学校的湖边，在一对情侣的旁边坐下，把别人吓一跳；胡冬翻铁门，翻到顶上的时候，卡在两根铁栏杆的中间竟然睡着了，身体一半门内一半门外地睡了一夜。最过分的是杨黎，他跑去敲女研究生的门，敲开了一间宿舍，一个女孩看出来他喝醉了，就给他搬了一把椅子让他坐在门口，他就一直坐在那儿，耷拉着脑袋，两眼发直。……万夏应是最深刻体验到江湖的欢乐与麻烦的人，当年万夏被称为“大侠”，因为他住在成都市中心，南来北往的人都会去他家里找他，其实他自己也是刚刚大学毕业没有工作，依靠母亲养着。1986年下半年的时候，万夏就躲在我那儿住了半年，我自己也是自从开始发表作品之后就不安心上班了，觉得当工人太委屈自己了，想想一个人如果一辈子重复几个动作，那太可怕了，所以三天两头地泡病号，和万夏一起在家里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