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树小径（第2/2页）

“写作的权利”——这是每每开始一项工作所必需的东西——早在从圣维克多山下来的时候就已经预示过它的到来，因为当时的我成功地批判了自己（一般下山的时候，我总会陷入沉思，从而变得毫无幽默感可言）。一片透着微弱光芒的草地，马上让我想到了“伊甸园”，就连上面的鼹鼠丘也仿佛“置身在深蓝色的背景里”。站在草地前，我做好了演讲的准备：“面对美，不要总是想着天空光线的对比——而是要看看这土地。你要谈论这土地，或者只谈谈这块污迹也可以。请你给这污迹连同它的所有颜色命名吧。”

接着，觉悟的我缓缓走开，头几乎总是低垂着，尽量避免去追寻每一个远处。在暮霭中，我只是用余光朝一条岔路的深处望去——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我是否停下了脚步；也许我没有遭遇任何阻拦就继续前行；但我的心境却是宁静与欢欣的；我那写作的正当权利刚刚渗透了我的全身；我刚刚对文字与叙述充满信心。

为什么我要说：写作的权利？这就要提及某个不确定的爱的时刻。如果没有它，也就没有了写作。在那条岔路的深处，我看见了一棵桑树（实际上我只看到了在浅色的尘埃上的一抹略红的果汁斑点）。它与1971年夏天的那些桑葚果实的红色形成了清新且耀眼的统一。正是在那一年，我在南斯拉夫获得了一种理智的喜悦。还有一些东西暗了下来，是景色，还是我的眼睛？而同时，每一个细节都显现得既完满又清楚；对此保持沉默，让惯常的我变成了纯粹的无名者，而我，摇身一变，变得比单纯隐形的时候多了一些东西：作家。

没错：那个暮色中的岔路现在属于我了，它可以被命名了。通过尘埃上的桑葚斑点，幻想时刻（此时，对我而言，只有我是非常真实的，并且知晓一切真相。）不仅将无辜的自身生活碎片整合起来，同时也为我重新打开了与其他未知生活的联系。这幻想时刻就是那不确定的爱，它希望将这爱以一种能够唤起忠诚的形式（！）来加以传达；它就是合理的建议，那是为我那整个从未确定的隐形民族的团结而做出的建议；它就是我们共同的存在形式，即写作那令人放松和愉悦但又胆大包天的道德时刻。在这一时刻，我平静了下来，就像待在“一条船的理念上”。然而，那种惯常的痛苦，或者说折磨（当然，这是绝望的反义词）马上又随之而来：“但是什么才是形式？那个无辜的人，也就是这里的我（我没有感觉很好，只是感觉无辜），到底该讲些什么？而谁才是这段讲述里的英雄？”（因为，不确定的读者们，到底是谁平时曾作为画的对象或是故事的英雄给过你们生活上的建议呢？）

一辆汽车停了下来，后座上是一条安静的小狗，车把我带进了城市，我带着一个热切的决定到达了那里；我要探寻那无质但却有形的语言，我希望用它来继续讲述那个交叉双臂的男人的故事，讲述他那迟迟未兑现的归来。不，这不是痛苦；这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