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或遗忘（第2/2页）

回答是形形色色的。作者提出：遗忘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宽恕却是涉及个人意愿的行动问题。事实上，所谓宽恕，往往成为罪恶的庇护所。另一位幸存者，著名作家埃利·威塞尔尖锐地指出：刽子手时常要杀戮两次，第二次是在他试图抹去他罪行的痕迹之时。在伯克、雅诺夫斯卡和特雷布林卡，在死者被杀害的地方，尸体被掘出来烧掉，连骨灰也被散尽。他揭露说，刽子手的目的是要把他逐出历史；更恶劣的，是要从他们那里夺走他们的历史，要阻止他们的生命和死亡成为人类记忆的一部分。“不记忆就等于做了凶手的帮凶：无论谁促成遗忘，便完成了杀人者的工作。”然而，这些敏感的幸存者发现，德国人并不愿意让他们的罪恶被记忆。老一代的德国人没有为新一代的德国人铺平道路，他们讳莫如深，实行不争论主义，把几乎所有沾有血渍的问题都堆积在自己脚下，成为障碍，使后来者无法前进。

保卫记忆的斗争变得十分艰难。其中，最令人难堪的是作为言说者的知识分子背叛了自己，站到政府一边，压迫自己的同行。著名小说家托马斯·曼流亡到了美国，战时曾经发表系列反战演说，战后撰文抨击祖国德国，说它是人类无耻、邪恶的典范，与此同时，率先提出德国民族要正视自己的罪行的问题。他批判国民性，认为德国人负有“集体责任”，其中包括知识分子。他表明，在他的眼中，凡从1933年至1945年在德国出版的书籍都寡廉鲜耻，散发着血腥味，应当统统销毁。面对国内以“内心流亡”为自己的卑怯行为辩护的立论，他公开发表文章，声明拒绝回国。为此，引起众多作家对他的攻击。另一名流亡学者汉娜·阿伦特，作为“犹太文化复兴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因为揭露了二战时欧洲各个犹太人社群领袖与纳粹合作的事实，结果犹太知识界的许多朋友和她断交，以致成为犹太社会的弃儿。在西德作家中，伯尔是罕有的坚持批判立场的人物。他不断攻击德国，声言和艺术打交道的人不需要国家。对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他明确表示说，“他们造孽太深了，认罪的只是一小撮的人，大多数人欠下的血债，到今天还没有偿还。”因此，他有志于创造“废墟文学”，在苦难被垄断、被利用、被粉饰的今天，勇敢自由地言说。然而，正是这种伤痕文学，以它的诚实遭到了人们的责备。一部分作家满足于做“着迷于文字的白痴”，长久地龟缩在自我之中，置肮脏的历史于不顾；可是也有一部分作家据说为赢得个人回忆的相对性，多样性，正当性，而抵制“封闭”了的集体记忆，力图改变和否定历史上的基本事实。面对大屠杀的残片，一些学者为了顾全自己的学术设计，甚至把幸存者的证词，关于创伤记忆的许多不证自明的结论称作“霸权话语”，公然予以抛弃。

语言是脆弱的，但也是善于蜕变的。沉默抑或言说？如果选择了言说，你会认为通过语言，真的可以传递那在本质上恰恰是抗拒语言的东西吗？仅仅讲述了过去，是不是就可以算得既不背叛死者，又不背叛自己？

威塞尔把这种两难的情形叫作“辩证的陷阱”。对于言说的有效性，他是持极端的不信任态度的。他否认“大屠杀文学”的存在，说虽然大屠杀作为题材已经大量侵入了文学创作领域，但是，结果是没有一个人见到任何东西。他认为，死者的故事是无法被讲述的，而且永远不会被讲述。幸存者说的，实际上是一种陌生的语言，在幸存者的记忆里，感受与词语的表达之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过去属于死者，而他们的所有的继承人在有关的形象和回声里都不可能认出自己。他几乎用了绝望的口气说，“一种有关奥斯威辛的小说不是一部小说，或者它不是有关奥斯威辛的。”然而，即便如此，他仍然坚决地说道：“我知道写作是不可能的，但惟因其不可能才必须写作。”

写作就是记忆。写作的不可能，就是记忆的不可能。记忆和写作，在写作者个人那里，产生了一种不容亵渎的神圣性。威塞尔认为，对记忆的复述和阐释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怀有恐怖与颤栗接近它，并且首要的是，怀着羞耻。”这是写作的惟一依据。如若不然，宁可让死者安睡，让幸存者把自己闭锁在自己的悲哀里面；也就是说，宁可保持沉默。正如他在《为幸存者恳求一次》里所说的：

“无视他们，不要说起他们，给他们一些安宁吧！”

2001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