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祖国、十字架（第2/3页）
1960年4月，金和他的同伴们鼓动大学生成立自己的非暴力组织，并向他们提供卓越的领导力量。 1963年4月，在金的带领下，黑人向“美国种族隔离最厉害的城市”一一伯明翰市集中发动强大的和平攻势，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快餐馆里进行连续不断的静坐，接着联合抵制商人和进军市政厅。正当黑人勇敢地行进时，一个州法院颁布禁止进军的命令，金被捕了。他在监狱中写信指出：“道义上有责任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他警告说，如果非暴力抗议失败，后果将是可怕的。
八天以后，金被释放出来，立即恢复了对运动的领导。对抗开始升级。警方动用警犬和救火水管，进行大规模逮捕，监狱里一共关押了两千多名抗议者。后来，又接连爆炸金及其兄弟的住宅和黑人领袖总部的小旅馆，通过教育局使一千多名参加示威的学生停学或被开除。官方的暴力行为，不但没有把金吓倒，反而增进他的斗争决心。在著名的“童子军游行”之后，金又挥动臂膀指挥了一场更加宏伟的战斗：“向华盛顿进军” !
所有的黑人大组织都支持这次新的进军。8月28日，共有25万和平示威者一一其中有6万名白人一一集合在全国的首都。他们游行、唱歌、高呼口号，凝聚到林肯纪念堂听金的演说。金说，他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接着说：“怀着这个信念，我们一定能在一起工作，一起祷告，一起斗争，一起坐牢，一起坚持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自由的。”
次年，金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个题作《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至今仍然激动着世界人民的心。
自由，始终是同平等连结在一起的，自由和平等，都是对个人权利一致性的维护。自由的梦想，属于金，属于朋霍费尔，它属于所有反专制、反歧视、反奴役的战士。只要梦想存在一天，自由的战斗就不会消亡。
同朋霍费尔不同的是，金不是孤身奋战，他的背后站着联邦政府和千千万万弱势的人们，所以有力量使狂轮受阻，而且出现逆转。1968年春，金又开始t协J下一次向华盛顿的大进军。这次进军是在全国穷人中进行动员的，包括黑人，也包括白人。他的梦想广大到要打破种族的界限，而扩至不同的阶级中去。自由的真正目标终归要到达底层。可是，意外的是，这只伟大的螳螂，怀着他的梦想突然死去了。
4月4日，金去孟菲斯支援罢工的垃圾工人，在一家小旅馆的阳台上，遭到一个白人狙击手的射杀。
国家是国家，祖国是祖国
朋霍费尔和马丁·路德·金，两个基督徒，两个牧师，两只力阻狂轮的螳螂，连死亡也如此相似。可是，他们生前斗争的手段极不相同，死法也不同，连死后在世间的反应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里，无宁说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度里。
有意味的是，朋霍费尔同金一样，最先也是甘地的追随者，曾经一度打算亲自到印度访问甘地，取非暴力斗争的真经。“登山宝训”作为基督教原始团契的基本原则，不但为甘地所崇奉，也是被朋霍费尔当作座右铭，在生活中努力践行的。 1934年，他在丹麦召开的普世教会会议上，有一个瑞典人问他：“如果战争爆发，你将怎么办?”他回答是:“我将祈求基督给我力量不拿起武器。”显然，开始时，他取的是一种和平主义者的态度，可是最后发现:没有武器无法保卫公义。是国家把公义推上了囚车，国家本身具有犯罪的特质。
马丁·路德·金幸运的地方，就在于他生活在另一个国家，一个不同性质的国家:美国。
《独立宣言》声明必须解除强加于人民的政治棚锁，承认世上所有人的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追求的权利，其中还包括革命的权利。这个人民主权的原则，确保人民获得法律和实际政治的可靠保证，由拥有国家的人民治理国家，而不是由哪一个集团自称为人民的“代表”来治理国家。“美国，你拥有比我们旧大陆优越的条件，没有破坏的宫殿和玄武岩。你展现的是有活力的时代，不受无用的回忆和徒劳的争论所困扰。”歌德如此写道。美国作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政治体制采取首创的联邦制，一种植根于自组织的具有高度自治能力的多中心秩序体制，完全不同于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控制体制。在行政机构内部，实行分权与制衡原则；在政府外部，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组织。秩序和对抗共存于一个富有活力的体制中，它规定了政府仅只在有限的意义上实行统治，而人民在国家事务管理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美国，托克维尔这样论说道：“美国人最大的优势是，他们无需经历一场民主革命就实现了一种民主形态；他们生来就是平等的，而非后来才变成平等的。”美国的这种民主政制及其观念，根源于圣经传统的圣约思想。所以，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与这个国家的建国原则并没有根本性冲突；非暴力斗争能够节节获胜，也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政治土壤。金的斗争得到肯尼迪总统和做司法部长的弟弟的支持，当金在伯明翰被关押时，兄弟二人中总有一个人打电话给地方当局，为他说话，以确保监禁不致于太苛暴。当在电视上看到金领导十万人向华盛顿进军时，总统不禁对助手赞叹说：“他太棒了！”当权者对反对派如此欣赏，在世界历史上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少见的。
朋霍费尔所在的德国，就不是这种情形了。
这个由纳粹党统治的国家，实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它的惯常形态是极权主义的，最终目标在于鼓励个人属于国家，实际上为党和领袖所控制。《纳粹德国》一书的作者克劳斯·费舍尔把当时的德国比作一个等边三角形，希特勒处在三角形的顶端；党和国家则构成三角形的等边，两部分官员多是重叠的、性质相似的。这个政权的最大特点就是意识形态和暴力，本质是种族主义，反基督教和反人道主义。它对人民进行监视，对舆论进行控制，社会没有独立的工会和其他压力集团的存在；不需要法律程序，随时随地，就可以把敢于批评党和政府的人送进监狱或是集中营。在这样一个专制、恐怖，全社会不知自由、人权为何物的国家里，朋霍费尔能做什么呢?他能和平地改变政府，并通过这样的政府去改革社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