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奥斯威辛写作(第3/3页)
在一个题为《德国的文学》 (1979)的报告中,格拉斯表明,在对待文化和文学问题上,他对国家的作用持不信任态度。这种态度,与鲁迅的“政治与文学的歧途”的命题颇为相近。他说:“国家认为文化是装饰品,是确认书。有时候,它向文化提供资助,以便文化对它进行确认。因为国家是没有美学的,所以要颁布准则作为替代。”他指出,国家希望从文艺家那儿得到美化,所以喜欢寻找唱赞歌的歌手,并给予各种奖赏;相反,对那些异议者,批判性的作家,“害群之马",则从来不曾停止过谴责。尤其是当国家遭到原来为自己所宠爱的作家的拒绝时,这种谴责便愈发严厉,直至使用粗暴的手段予以实际解决。
纳粹时期禁书、烧书、逮捕和流放作家的众多事件记忆犹新。控制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对于一个知识分子作家来说是最敏感、最不可容忍的。所以在捷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遭到压制的时候,格拉斯及时予以声援,他致信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党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强烈要求给外国的同行以自由的权利。在题为《请给思想以自由》的信(1967) 中说:“这些捷克的艺术家们要求是些什么呢?发表意见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取消文字审查。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对于言论自由的渴望,经历了所有的专制统治并存活了下来……捷克和德国的作家们在梅特温、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统治下都一如既往地发表他们的意见。没有任何一个权力机构有足够的手段将它完全压制下去。这是因为人们对于能够自由地表达担忧、怀疑、批评以及发表解放性的言论的渴求远远大于他们对于虚假的安定景象的期盼,而这种虚假的安定景象正是某些国家,甚至是多个国家一直企图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强加给它们的民众的。”英国印籍作家拉什迪因出版小说《撒旦诗篇》,宗教领袖霍梅尼对他下达处死令,并对所有通过翻译、出版、销售他的书,或者以其他方式支持他的人进行威胁。格拉斯认为,这一切都是对言论自由的额外打击,造成的国际影响是史无前例的。由于柏林艺术科学院拒绝给为拉什迪而举行的团结集会提供场所,格拉斯认为这是屈服于恐怖主义的压力,逃避历史责任和应尽的义务,于是公开声明退出该学院。“你并不孤独,”格拉斯致信拉什迪,说:“请相信,我尝试着分享你日常的担忧和微茫的希望,还有你从恐惧中鼓起的勇气。”充分表现了一个自由作家的抵抗意识和道义感。
艺术的自由,确实只存在于重视全社会和个人的人权的地方。在一个人权状况十分糟糕的国家里,作家惟有同公民一道为争取人权的普遍改善而斗争。这既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同时也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斗争。格拉斯指出:“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是艺术家的相对自由或者艺术家的特权地位是通过促使自己摆脱潜在弊端的社会状况来换取,那么,艺术家就会作为精英而自我孤立,就会满足于游戏场里的自由。倘若他们的艺术以迷惑和遮掩的方式美化束缚自由的关系,那么,这个艺术家就是更迭的政权的妹子。”但是,我们看到,愈是专制的国度,作家愈是追求特权,那里的政府也愈是倾向于把少数御用文人保护起来而使之享有特权的做法。表面看起来是政府豢养文人,实际上两者同为权力共生的产物。
文学艺术,就是依靠了自由抵抗而抵达未来的。格拉斯有这样一个说法:“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文学更多地将有保障的前沿阵地,即未来看作是自己存在的一个前提,它生存的时间超过了专制的统治者,神学与意识形态的信条,一个接一个的独裁……文学的历史,是图书战胜书刊检查员、诗人战胜权贵的历史。换言之,文学完全可以想念它的同盟者,无论其处境多么糟糕,未来总是站在它一边,西洛尼与莫拉维亚,布莱希特与德布林,他们比法西斯主义更持久,正如伊萨克·巴别尔和奥西普·曼德施塔姆比斯大林主义活得更长久一样一一尽管他们死于后者的迫害。”为什么说文学更靠近未来,更持久呢?就因为它比起别的艺术来,更讲究思想意义,更富有对抗性。在反专制,反迫害,反奥斯威辛的过程中,它唤回了许多东西,也创造了许多东西。
一个为逝去的时间写作的人,一个始终不曾忘情于记忆的人,他的眼睛,却一直在瞻望未来。出入于记忆与现实,过去与未来之间,于是成为这位公民作家的人生的全部戏剧。
纳粹的口号:“旗帜重于生命。”一个专制政体以无数无辜的生命捍卫一面旗帜,这个教训是十分惨痛的。所以,格拉斯反对革命,包括欧洲1968年革命,比较地倾向于保守秩序。他害怕革命设置超人的目标,制造持续的反革命,结果以一种强制代替另一种强制,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反对超党派,则明显与欧洲的党派政治背景有关。但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对现实介入的深度,对个体生命的实际境遇的关切。现代中国很少有像格拉斯如此忠实于记忆的作家,深入反思而且持续行动的作家,具有开阔的视界又执著于眼前事务的作家。他作为一场浩劫的无数幸存者之一经过奥斯威辛,奥斯威辛便因他而获得了永久性的文学存在。
允许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吗?
格拉斯所做的回答是:不但允许,而且必须。没有说出的事情必须说出来,不间断的言说,不同方式的言说。文学惟有保持与人类苦难记忆的联系,它才是道德的、人性的、人生的;惟有这样,它才可能返回人类的心灵,获得为其他精神创造物所没有的温暖和力量。
这就是格拉斯的启示的意义。如果说.这一意义在它的虚构性作品中是一种暗示的话,那么在他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在他的随笔和演说中则是直接的呈现,在那里,每一个细节都闪耀着一个公民作家的良知、人道主义和自由的美德。
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