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书里的女人与女人的书（第13/16页）

然而，当我说女人「高度发达」和「极其微妙」时，却无论是惠特克编的《名人录》、德布雷特编的《名鉴》，还是各大学的毕业生名册，都帮不了我的忙——它们没法证明我说的话。遇到这种尴尬事情，我怎么办呢？我只好再次把目光转向书架。那里有约翰逊博士、歌德、卡莱尔、斯特恩、库珀、雪莱、伏尔泰和勃朗宁等人的传记。我开始想到这些名人，想到他们当中有的曾崇拜过女人，有的曾寻找过女人，有的曾和女人一起生活过，有的曾向女人倾诉衷肠，有的曾真心向女人求过爱，有的曾描写过女人，有的曾信任过女人……虽然可能出于不同的缘由，但不管怎么说，反正他们都曾对某个女人有过某种需要，或者说，曾依赖过某个女人。他们和女人的关系是不是都纯属崇高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我不敢肯定，而且即使我肯定，威廉·希克斯爵士大概也会马上予以否定的。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说，这些名人想从女人身上得到的不过是一点宽慰、一点娇媚和一点肉体上的快感，此外什么也没有了，那也是大大地冤枉了他们。他们显然从女人身上得到过他们那个性别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女性的天赋——对此我们用不着引用诗人夸张的语言，只要冷静思考一下便会承认，他们曾得到过女性天赋的激发，从而获得了创作灵感。不妨想一想，当一个男人推开客厅或者育儿室的门时，他也许会发现，有个女人正和孩子们在一起，或者有个女人正在静静地刺绣——这似乎很简单，但不管怎么说，不管生活有多复杂，女人做的事总是生活的根本。那个男人，他自己的世界可能是法庭或者下议院，而当他看到眼前的这个女人世界和他自己的那个世界适成对照时，他无疑会觉得精神一振，心灵仿佛又获得了元气，而这之后，即使在最平常的谈话中，他也会感到自己的头脑好像不再那么迟钝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就像刚施过肥的种子一样不断萌生。再说，看到女人用一种和他自己全然不同的方式充实着生活，也会极大地激励男人的创造力，使他日趋贫瘠的头脑再度获得生机——他很可能会突然想出一句妙语或者构思好某个场景，而在这之前，在他还未戴上帽子去看望某个女人之前，是怎么也想不出来的。每一个约翰逊博士都有自己的施莱尔女士，而且都会和他一样仰慕她，依赖她。施莱尔女士后来嫁给了她的意大利音乐教师，约翰逊博士为此烦躁、痛苦得几乎发疯，因为一旦没有了斯特里罕的那些美好的夜晚，他的生命之火便「像熄灭了一样」，暗淡无光。

其实，不用说约翰逊博士、歌德、卡莱尔或者伏尔泰这样的非凡之人，普通人——尽管感觉远不如他们敏锐——也同样能领悟到女人身上那种极其微妙的天赋和高度发达的创造力。就说一个人走进房间吧，这太简单了——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要她说出自己走进一个房间时的感受，不仅英语词汇需要大大增加，还需要打破常规，让词语像鸟一样自由飞翔，自由着陆。房间和房间是大不一样的；有的安静，有的热闹；有的面对大海，有的正相反，通往一个小庭院；有的挂满要洗的衣物，林林总总；有的饰有丝绸帷幔，生趣盎然；有的像马鬃一样粗硬，有的像羽毛一样细软——总之，只要你随便走进哪一条街上的哪一个房间，马上就能感受到那种复杂、微妙之极的女性天赋。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因为数百万年来蛰居室内的是女人，所以到了今天，房间里的每一堵墙上都浸透了她们的创造力；确实，这种女性创造力现在已非家庭的砖墙所能承受了，所以它必须寻找新的领地——那就是写作、绘画、商业和政治。尽管女性创造力和男性创造力大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轻视或者浪费这种创造力，那实在愚蠢之极，因为这是女人经过几百年最严酷的磨难才获得的，是任何其他东西无法取代的；反之，假如女人和男人一样生活，一样写作，甚至长得也像男人一样，那也同样愚蠢，因为只要考虑到世界之大和事物之多，我们就会明白，没有两性各有的优势，单靠一种性别能对付得了吗？教育的目的难道不就是要使人与人之间区别凸显出来吗？总不见得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弄得差不多吧？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人本来就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真有探险家能带回消息说，某地有和我们截然不同的两种性别的人，他们蹲在和我们这儿截然不同的树枝上望着和我们截然不同的天空，那么这位探险家倒真是对全人类做出大贡献了；而且，还可让我们额外地开心一阵，看看某教授听到这消息后怎样气急败坏地自量身高，并以此来证明他要比那些人「高一等」。

我坐直着身体，依然停留在那一页上，心里想：玛丽·卡米盖尔只要作为一个观察者便可完成自己的作品。当然，我也有点担心，怕她会受到诱惑，会成为那种我觉得没多大趣味的自然主义小说家，而不是那种思想深沉的小说家。对她来说，有那么多新事物可以观察。她将不必再限于那些体面的中上层家庭。她将不再好像是自降身价，而是完全以伙伴的态度走进那些洒过香水的房间，那里正坐着交际花、妓女和抱着哈巴狗的女人。她们穿着俗里俗气的现成服装坐在那儿，若是个男作家进来，当然只能拍拍她们的肩膀；但玛丽·卡米盖尔却可以拿出自己的剪刀，把她们的服装修剪得处处合身。而当这些女人显露出她们本来的样子时，那情景一定会令人惊讶——但我们必须稍等一下，因为玛丽·卡米盖尔仍可能抱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仍可能会在我们野蛮的性传统所认为的「罪恶」面前停下来。她仍可能戴着那副古老而丑陋的等级脚镣。

然而，大多数女人既不是妓女，也不是交际花；她们在夏天也不会呆坐一个下午，还把一只哈巴狗抱在自己脏兮兮的丝绒胸衣上。那么，她们在做什么呢？我脑子里立即出现了河南岸的某个地方，那里有一条条长长的街道，有无数排房子，住着无数的人。在我的想象中，我看见有个很老很老的女人和一个中年女人——大概是她的女儿——手挽着手穿过街道。她们穿着靴子和毛皮大衣，很得体，看来那天下午她们一定非常隆重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身上的毛皮大衣是每年夏天收放在柜子里的，所以现在还散发着樟脑味。她们穿过街道时，路灯亮了（因为她们喜欢黄昏），这时她们必出来散步，而且年复一年永不改变。那个年老的女人将近80岁了；但是你若问她这一辈子什么事最有意思，她会说，她记得巴拉克拉瓦战役胜利时，街上到处都点着灯；或者说，爱德华七世出生时，她听到人们在海德公园里放礼炮。然而，要是你正好知道这两件事的准确日期，接着问她：那么在1868年4月5日或者1875年11月2日，你在做什么？她一定会露出一副茫然的神色，说她根本就不记得了。因为她每天做的事都一样，做饭、洗杯碟、送孩子上学，最后把孩子养大成人。她所做的一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关于她，没有哪一本传记或者史书会提一词；历代的小说呢，虽非本意，却又不得不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