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夏天的墙（第5/8页）
这时我看见母亲在广场的另一边向我招手。
母亲说：“城里，好多地方在抄家了。”
母亲说：“听说有的地方打人了。”
母亲告诉我：“咱们那条街上还没什么事。后面的街上，有一家给抄出了两箱绸缎，还有一块金条。”
母亲推着自行车，我跟在她身旁走。我一声不响。
“那家人都给谁上卡车，和那两匹绸缎，所有的家具，一块儿都拉走了。”
“听说只剩下那家的小儿子。那孩子，都说平时可看不出他能这样，才十一岁，那些人让他上车的时候，那孩子哭着央求，说他没罪，说他并不知道他的父母成了这些罪恶的东西。那些人问他，你恨不恨你的父母亲？那孩子点点头。那些人就给了他一条皮带，那孩子就抽了他的父亲，又抽了母亲。那些人走了，邻居们问那孩子，你一个人到哪儿去呢？那孩子说，他要一个人留在这城市里，他不再要他那个家，什么家不家呀，他不要，他只要革命，他一个人也要继续革命……”
母亲说：“我们把奶奶送走了，送回农村老家了。”
母亲说：“听说有的地方打死人了。”
母亲说：“让奶奶去躲一下，然后再接她回来。”
我立刻大松了一口气。
那个晚上我回到家，觉得轻松了很多。平安。平安的感觉。仿佛一个恶梦终于消散。安谧的夏夜，灯光也比往日柔和。安全感。夜里，躺在床上，满天的星星在窗外老海棠树的枝叶间闪烁，我想了一下奶奶，奶奶她这会儿在哪儿？她只身一人会碰上什么？但是我不使自己想下去，我想明天，明天我不用再那么害怕了，我与地生没关系了，我可以清同学到我家里来了，学校里将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奶奶带大的了。我不再想奶奶，我使自己不再想她，不再想她一个人此时正在何方，以及她会不会想起我……。“那才是你的罪孽呵，”很多年后诗人L对我说。很多年后奶奶去世了，想起那个晚上，诗人对我说：“那才是你真正的罪孽呀。”我说是的。
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年前的那个晚上我就已经知道，那才是我的罪孽，那是真正的罪孽，不要说WR的勇敢，就便是画家Z的愤恨也要比这干净得多。
但是你仍然感到轻松了。
是的。感到安全。
虽然丑恶依然是丑恶，但是别人并不知道，是吗？
正是这样。
于是安全了，是吗？为了安全，我们得小心地掩盖我们的羞耻。
否则怎么办？
诗人看着我，很久很久沉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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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L沉默不语。很久很久之后他忽然问道：“可是为什么，性，会是羞耻的呢？”
我一下子没懂，思路怎么一下子跳到这儿来了？
他问得非常认真，出人意料：“从什么时候，都是什么原因，性，成为羞耻了呢？自然的欲望，男人和女人的那些美丽的部位，从什么时候和因为什么需要遮盖起来？”
真不明白，为什么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
诗人说：“你敢说一说你的性欲吗？或者叫作肉欲，或者还叫作淫欲——听听吧，已经都是贬意的了。”
诗人说：“可是为什么呢？人体那些美丽的地方，怎么会成为羞耻的呢？从什么时候，Rx房、腰腹、动人的大腿和茁壮的屁股需要隐藏？蓊郁烂漫的毛丛中男人和女人的器官——呵想想吧，他们可曾有过意味着赞美的名字吗？没有，除了冷漠的科学用语就是贬意的不堪入耳的称谓，使她们毫无生气，使她们丑陋不堪。呵，我现在就找不到符合我心愿的他们和她们的名字，因为没有，从来没有，没有这样的词汇这样的语言，但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其实和健壮的臂膀一样美呀，她们其实和纤柔的脚趾一样美和温柔的双唇一样美呀。脱去精心设计的衣装那才是真正的美丽，每一处肌肤的滚动、每一块隐约的骨胳、每一缕茂盛的毛发那都是自然无与伦比的创造，矫饰的衣装脱落之时美丽才除净了污垢，摆脱了束缚，那明朗和幽暗，起伏，曲回，折皱，处处都埋藏着叫喊，要你贴近，贴近去吸吮她呼吸她，然后观看，轻轻地动走起来互相观看，步履轻捷，每一步都是从头到脚的一次和谐的传递，舒畅的流动，人体这精密的构造，自在地伸展，扭摆，喘息，随心所欲，每一根发梢都在跳跃，这才是真正的舞蹈，全部的美妙连成一体为所欲为，坦荡的毛丛中那是男人和女人的天赋和灵感，爱的花朵，爱的许诺，生死攸关的话语。恨，还有虚伪，不能使他们挺拔，怀疑不会让他们开放……男人和女人昂扬盛开的花朵那是最坦诚的表达呀，可是从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要遮掩起来？甚至不能言说？连想一想都是羞耻？男人和女人，为什么必要躲避起来才能纵情地渴求，流淌，颤抖，飘荡，相互呼救？自由自在狂放不羁的千姿百态，最纯洁无邪的心醉神驰，只有互相的需要，不顾一切地互相需要，忘记了差别弃绝了功利互相彻底给予，可为什么，为什么那倒是见不得人的？”
诗人百思不得其解。
诗人说：“亚当和夏娃懂得了善恶，被逐出伊甸园，为什么他们首先感到赤身露体是羞耻的？他们走出那乐园，走入人间，开始走入人间同时开始懂得了遮掩——用一片叶子遮住那天赋的花朵，为什么，走入人间和懂得遮掩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呢？”
诗人说：“我知道人的丑陋和罪孽，因而我知道人会有羞耻之心。但是我不懂，为什么亚当夏娃首先要遮蔽那个地方？羞耻为什么以此为最？”
我看着诗人，心里相信，L就要成为真正的诗人了。
我从镜子里看着他，心想，在这些话语后面，诗人的思绪正在走向什么地方，诗人的消息有了多久的流传？
我从玻璃上，借助月光，看见诗人并不出众的身体，朦朦胧胧他年轻的花朵低垂着满怀梦想，我感到诗人的目光里必是流露着迷茫，我想，从那个八月之后，诗人L怎样走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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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没有改造好的阶级异己分子被送去农村，有些反动分子不甘心失败而被打死了，有些“混蛋”妄图报复因而也被打死了，有些老革命被发现原来是假的（原来是内奸、特务、叛徒）也被打死了，很多人被抓起来，有些人被打得受不了从楼上跳下去摔死了，那个八月里死了很多人。那些血淋淋的场面我有幸没有目睹。只是打死了这三个字像小学校里的读书声那样传来，曾让我心底一阵阵颤抖，十五岁的少年还说不清是为什么颤抖，但留下了永不磨灭的阴冷和恐怖。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是因为那三个字的结构未免太简单了，那三个字的发音未免太平淡，那节奏未免太漫不经心了。人们上街买菜，碰见了，说谁谁给打死了，然后继续排队买菜，就这样。亲朋好友多日不见，见了，说某某某被打死了，或者跳了楼、卧了轨、喝了敌敌畏，就这样。死了？死了。然后说些别的事，随随便便说些别的事。打死了，这三个字很简单，说得平平淡淡。多年以后，我习惯了每天早晨一边穿衣服一边听广播，我听见广播中常常出现这三个字，在越南和柬埔寨、在阿富汗、在拉丁美洲、在中东、在所有进行着战争的地方，广播员平平静静地报告说在那儿：“昨天，XX游击队打死了XX政府军XX人。”或者：“前天夜间，XX军队在与XX组织的一次交火中，打死了对方Xx人。”听起来就像是说打死了多少只老鼠和打死了多少多少只苍蝇。小时候我还是个少先队员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每天就是这样互相询问的：“你又打死了几只？”“我打死了XX只。”每个星期就是这样向老师汇报的：“我们小队本星期消灭了XX只老鼠，打死了XXX只苍蝇。”可那是“只”呀，多少多少只，听起来要合情合理些，不是“人”。“打死了多少多少人”，“多少多少人被消灭了”，好像那些人生来是为了被消灭的，除了麻烦各位把我们消灭之外我们再没有什么事好做，好像人都难免是这样一种害虫，以备在恰当的时候予以打死。当然这些，十五岁的少年还想不到，那一阵颤抖很快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