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八一落千丈考（第2/3页）

帽儿改绿

在元朝时候，有《元典章》规定制度，说娼妓穿着紫皂衫子、戴角巾儿，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青色与绿色是相近的。到了明朝，头巾发绿，绿似龟头，于是，各路附会就慢慢大集合了。据《陔余丛考》中“绿头巾”条下：

明制乐人例用碧绿巾裹头，故吴人以妻之有淫行者，谓其夫为绿头巾，事见《七修类稿》。又《知新录》云明制伶人服绿色衣，良家妇带用绢布，妓女无带，伶人妇不戴冠子、不穿褙子，然则伶人不唯裹绿巾，兼着绿衣。按《唐史》及《封氏闻见记》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但令裹碧绿巾以耻之，随所犯重轻以定日数，吴人遂以此服为耻。明之令乐人裹绿巾，或本诸此也。

明朝郎瑛《七修类稿》中“绿头巾”条下说：“但又思当时李封何必欲用绿巾？及见春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谓之‘娼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贱。然后知从来已远。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则深于乐人耳。”唐朝人李封用罚戴绿头巾的方法整人，当时绿头巾主要是象征贱人之服，还没有定形成“敝眷”跟别人睡觉的确定意义。后来龟蛇之说、龟头之色、头巾之绿、娼妓之家，等等，等等，各路附会大集合，于是，自戴绿巾而戴绿帽子，就一片绿矣！（绿帽子是清朝以后的用法。易实甫作《王之春赋》，有“帽儿改绿，顶子飞红”之句，是最有名的。）

王八出场

至于乌龟以外，又有王八之说，是怎么回事呢？

欲知原委，得先谈王八。

王八作为人名，最早见于《辽史》。辽圣宗时有安州团练使王八副马保佑，留守开京。到了《金史·忠义传》中，有这样一段：

王毅，大兴人，经义进士，累官东明令。贞佑二年，东明围急，毅率民兵愿战者数百人拒守。城破，毅犹率众抗战，力穷被执，与县人王八等四人同驱之郭外。先杀二人，王八即前跪将降。毅以足踣之，厉声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驱毅者以刃斫其胫。毅不屈而死，赠曹州刺史。

这些历史典故中带出的王八，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早期王八。但看全文语气，王八是人名，尚无不雅之称。但到了《新五代史》前蜀世家里，王八就变质了：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也。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后为忠武军卒，稍迁队将。

这段历史中，王八虽开始不雅，但照《茶余客话》考证，“骂人‘王八贼’，盖五代王建行八，素盗驴、贩私盐，人骂‘王八贼’也”。可见不论“贼王八”还是“王八贼”，虽已不雅，并没不雅到和绿帽有关。

虽然王八之初，只不过真人真名而已，但从“贼王八”之后，王八在北方，慢慢约定俗成，成为乌龟的俗称，也成为骂人的词儿。慢慢在南方称乌龟时候，多以王八代之。一些民间谚语、歇后语，也就全部出笼，像“王八好做气难当”啦、像“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啦、像“王八看绿豆——对眼”啦……都是。王八是北方的口语，南方人最初不知道，《广谐铎》中就有这样的笑话：

苏人甲，有事赴〔北〕京，反至津门，拟做一二日游，投寓旅馆。一日因事他出，苦不知路径，欲唤黄包车（人力车）代步，于是操其半强之京话，高唤“黄八车”不止。一般黄包车夫多侧目视之，而不之应。甲乃执一车夫而问之曰：余唤汝，汝何弗应？岂余不名一钱耶？车夫怒目答之曰：君所唤者，乃“黄八车”非“橡皮车”，吾辈非“黄八”（王八），故不汝应也！甲闻之始不敢再言。后问于京友，京友告以“黄八车”乃妓女所坐者，其车夫名“黄八”，即南边所称“乌龟”。而街头所停者，虽是南方之黄包车，然若辈名之曰“橡皮车”，盖欲与妓车有区别也。甲方知言语之不同，于是不复唤“黄八车”矣。

于法无损

照《五杂俎》的说法，乌龟是“污闺之讹”，是从奸污了大闺女变出来的；王八是“忘八”之变，“以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者俱忘也”。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的。乌龟王八的流变，这样解释，显然跟事实与情理都扣不上，自是附会无疑。

对中国人说来，对当了王八的恐惧、厌恶与不甘，可算别具一格。这种恐惧、厌恶与不甘，流传下来，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好像只有意大利人有几分神似）。在法律上，自己太太与人通奸，“奸夫淫妇”犯的只是告诉乃论的相奸罪。但却有人在恐惧、厌恶与不甘之余，提出妨害名誉之诉，因为他认为他当了王八，而高等法院法官竟也有跟着乱判的。试看一则“最高法院”法官的驳回理由，就可领教了：

最高法院民事判决五十二年度台上字第1068号

上诉人郑祖瑾住高雄市左营成功路2号

被上诉人毛维理住同上中山路23号

上当事人间，请求损害赔偿事件，上诉人对于五十一年10月16日，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二审判决，提起上诉。本院判决如下：

主文

原判决关于命上诉人赔偿及负担诉讼费用部分废弃，发回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理由

本件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赔偿损害，系以上诉人诱奸其妻毛陈春子，经法院判处罪刑有案，并在《海讯日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均受重大之损害，依民法第195条规定，应负赔偿责任，为诉之原因事实（见卷附刑事附带民诉状）。卷查刑事确定判决，系依刑法第239条后段相奸罪，判处上诉人罪刑，并未载有上诉人以何种方法侵害被上诉人名誉情事。按名誉权为人格权之一种，而夫妻之人格各别，妻与人通奸，不能谓其相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又依原判决记载，五十年7月30日，《海讯日报》所刊上诉人与毛陈春子通奸之新闻，系由与上诉人同屋居住之闻波告知新闻记者汪宗藩者，并非上诉人发布该项消息，是上诉人亦无在《海讯日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受损情事。原判徒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妻相奸及污闻披诸报端之事，即令上诉人赔偿新台币四千元，尚有未合。本件上诉，应认为有理由。

据上论结，本件上诉为有理由。依民事诉讼法第474条第l项、第475条第1项判决如主文。

五十二年4月13日

“最高法院”法官显然相信：使人当王八，尚不算侵害“名誉权”，因为名誉权是人格权的一种，夫妻之人格各归各的，“妻与人通奸，不能谓其相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这一判例，显示了法律比社会观念进步的一个面，倒是颇为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