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情慾孤独(6)（第2/2页）

在陈进兴这则新闻裡，我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他被槍毙后尸体送去摘取器官的过程，如果我要写小说，大概会从这一段写起。他对我而言，还是一个生命，而他在死亡，是生命与死亡的关系。我也要反驳群体文化中不知不觉的约束，使这些特立独行的议题无疾而终。

我用「议题」而不是用「主角」，因為我们总认為「主角」一定是个好人。记不记得小时候看的电影，常常会在最后结局时，出现一行字：这个人作恶多端，终难逃法网恢恢。后来我再去看这些电影，发现那个主角已经逃走了，只是在当时的观念裡，不加上这一句结尾，观眾不能接受，因為恶人要有恶报，好人要有好报。

如果我们用先入為主的善恶观去要求文学作品要「文以载道」时，文学就会失去过程的描述，只剩下结局。我从小受的作文训练就是如此，先有结局，而且都是制式的结局，例如过去连写郊游的文章，最后还是要想起中国大陆几亿个受苦受难、水深火热的同胞。

先有结局，就不会有思考、推论的过程。当我自己在写小说时，我便得对抗自己从小训练出来「先有结局」的观念，而是假设自己就是小说裡的人物。这是往后我写作的一条道路，我也希望不只是我个人，而是整个台湾在经歷这麼多事件后，足以成熟地让人民思考，而不是用结局决定一切。

或许有人会说，现在小学生写作文，已经不写拯救大陆同胞的八股教条了，但是不是就有思考了呢？我很怀疑。事实上，今日社会事件的报导，甚至在餐厅裡听到的对话，都还是先有结局。一到选举时更明显，都是先有结局再搜罗证据，如果真是这样，人民的思考在哪裡？从过去到现在，人民的思考在原地踏步，好像他忽然从一个权威的体制裡跳出来，觉得过去都是很愚昧的，他气得跳脚，以為跳向另一个极端。可是你仔细看，他跳脚的方式和当年某个伟人去世时跳脚的姿态是一样的，并没有改变。他还是用同样的情绪在跳脚、在哭，只是偶像换了另外一个东西而已。如果这样的话，人民的思考在哪裡？

个体的独立性应该表现在敢於跳脱大眾的语言、说出怀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结局或结论。我相信，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孤独者，更多的叛逆者，更多的阮籍和嵇康，勇於说出不一样的话，但要注意的是，这不是结局；如果你认為这是结局，就会以為「他只是

在作怪」，当你拋开结局的想法时，才能理解对方是在提出不同的想法。

逻辑（logic）一词源於希腊文logos，就是「不同」的意思。你从正面，我从反面，以后才能「合」，才有思考可言。而如果只有一面倒的意见，思考便无由產生。我相信，好的文学要提供的就是一种「触怒」。

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

很有趣的是，在我自己出版的作品裡，销路比较好的都是一些较為温柔敦厚者。我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例如会帮助晚上跳墙的学生回去，写在小说裡就是有一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我也有叛逆的一面，如《因為孤独的缘故》、《岛屿独白》两本作品，却只获得少数人的青睞——我很希望能与这些读者交流，让我更有自信维持自己的孤独，因為我一直觉得，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没有与自己独处的经验，不会懂得和别人相处。

所以，生命裡第一个爱恋的对象应该是自己，写诗给自己，与自己对话，在一个空间裡安静下来，聆听自己的心跳与呼吸，我相信，这个生命走出去时不会慌张。相反地，一个在外面如无头苍蝇乱闯的生命，最怕孤独。七○年代，我在法国时读到一篇报导，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巴黎的上班族一回到家就打开电视、打开收音机，他们也不看也不听，只是要有个声音、影像在旁边；这篇报导在探讨都市化后的

孤独感，指出在工商社会裡的人们不敢面对自己。

我们也可以自我检视一下，在没有声音的状态下，你可以安静多久？没有电话、传真，没有电视、收音机，没有电脑、没有网路的环境中，你可以怡然自得吗？

后来我再回到法国去，发现法国人使用电脑的情况不如台湾的普遍，我想那篇报导及早提醒了人与自己、与他人相处的重要性。所以现在你到巴黎去，会觉得很惊讶，他们家裡没有电视，很少人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带着手机。

有时候你会发现，速度与深远似乎是衝突的，当你可以和自己对话，慢慢地储蓄一种情感、酝酿一种情感时，你便不再孤独；而当你不能这麼做时，永远都在孤独的状态，你跑得愈快，孤独追得愈紧，你将不断找寻柏拉图寓言中的另外一半，却总是觉得不对；即使最后终於找到「对的」另外一半，也失去耐心，匆匆就走了。

「对的」另外一半需要时间相处，匆匆来去无法辨认出另外一半的真正面目。我们往往会列出一堆条件来寻找符合的人，身高、体重、工作、薪水……，网路交友尤其明显，只要输入交友条件，便会跑出一长串的名单，可是感觉都不对。

凡所有你认為可以简化的东西，其实都很难简化，反而需要更多时间与空间。与自己对话，使这些外在的东西慢慢沉淀，你将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你的另外一半。因為你会从他们身上找到一部分与生命另外一半相符合的东西，那时候你将更不孤独，觉得生命更富有、更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