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思维孤独(1)(第2/3页)
我在〈语言孤独〉一章提过,儒家思想影响我们甚鉅,而儒家的主张,如孔子的哲学,常常是一种结论式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一个结论,是可以奉為教条的格言,听了之后不必做太多的思考,照着做就可以了。希腊哲学则恰好相反,把推理的过程、思办的过程,视為哲学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们读柏拉图的《对话录》,在〈饗宴篇〉裡面就针对一个主题:Eros(译為「爱」或「爱乐斯」,即所谓「柏拉图式的爱」),以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发言的有医生、有戏剧家、有诗人,各自提出对Eros的解释。是否会有结论?柏拉图反而不太关心。
如果你习惯阅读儒家哲学的话,读希腊哲学会有一些不耐烦,因為你会觉得,怎麼读了好几页还没有结论出现?
在儒家文化强烈的影响下,那个哲学系朋友说的话也许会成真,台湾不会有哲学家,因為我们其实不太善於思辨,也很少有机会思辨。
在解严之后,我发现台湾有好多机会可以產生思辨。当一个社会裡面,出现很多不同且极端的意见和看法时,就是思辨產生的时机。例如兰屿设立核能废料储存场,两种结论性的答案:对或者不对,是两个极端,中间才是思辨的空间。又例如统独的问题,是台湾最值得思辨的一个问题,可是直到现在,很少看到两个人好好坐下来,说他為什麼赞成统一,或為什麼赞成独立。我们很少与人进行思辨,只是急着发表结论,当对方的结论和自己不一样时,就是举拳头决定了。
台湾在解严前,没有机会发展思辨,人民不被允许思考,不管说统说独都要送进监牢,现在可以说了,却没有人注意别人怎麼说?怎麼把自己思考的过程,充分地与他人沟通,让别人知道為什麼会得到这个结论?结果是,你不接受我的结论就变成我的敌人,演变成对立的状况。
我在好多场合裡,遇到这样的状况。大家对於一个问题发表意见时,我不赞成A也不赞成B,可是当我对赞成A结论的人说:「你是不是可以说一下,你得到这个结论的思考过程?」对方已经產生敌意,他说:「那你就是赞成B嘍。」
因為缺乏沟通的耐心,思辨的过程完全被简化了。
每次选举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不管各党各派出来的人,发表到最后都是说好不好?对不对?底下的群眾只有一个选择:好或者不好,对或者不对。解严后可以使人民思考问题的机会,完全丧失了。
思维最大的敌人大概就是结论吧!任何一种结论,来得太快的时
候,就会变成思维的敌人。
当我站在台上授课或是演讲时,有麦克风、有桌子、有舞台,我的语言就已经具有「暴力性」。所以我会经常检查自己讲话的意识形态,并思考要如何让讲出来的话,不会变成「耶和华的指令」,而让底下的学生或是听眾,可以与我一起思辨问题。
这麼做不一定会得到好的回应,有些学生反而会觉得累,因為他们已经习惯一个问题会得到一个答案。老师直接给答案,是更方便、更简单的做法。
有一个老师,他服务於台湾南部的专科学校,他告诉我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在学生的月考考卷上,出现了一道选择题,题目是:台湾的民族英雄是:1邱逢甲2邱逢乙3邱逢丙4邱逢丁。
教育的思维模式怎麼会变得如此简单?在这麼简单的思维模式中,学生即使选对了邱逢甲,意义又何在?
处於生命荒谬的情境中
在〈暴力孤独〉中,讲到台湾最大的一个暴力事件主角陈进兴,死前签署了器官捐赠书,但是正等待换心、垂死的病人拒绝接受,他不要坏人的心臟。心臟原来不只是器官,还有好人心臟和坏人心臟的差别。如果我们把器官当作可以独立出来运作的零件,我们还会说这
是个好人的零件或坏人的零件吗?
这裡面可以有许多非常有趣的思考。因為你没办法求得标準答案,你也许会觉得好荒谬,可是你究竟要如何面对这件事?為什麼会有人捐赠器官被拒绝?而拒绝的人是寧死不从,像文天祥一样慷慨激昂地说:「我不要他的心臟。」当时看到这则新闻,我又想哭又想笑,觉得生命真是既悲凉又荒谬。
存在主义非常喜欢谈「荒谬」这个字,处於生命荒谬的情境中,就是人们思辨的时机。因為荒谬本身代表着不合理,所以你可以开始思考為什麼產生荒谬感?荒谬感从何而来?如何处置这个荒谬感?思辨於焉开始了。
思维的可能性
但在儒家的文化中,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把荒谬情境的思维过程省略了。他们觉得:「我负责思考,思考出最后的结论后,告诉你,你照做就好。」孔子有七十二个弟子,这七十二个弟子应该就是最遵守他戒命的人。可是他们是最好的学生吗?不一定。我常常会觉得,当我站在讲台上,碰到一个对抗的声音、对立的声音、怀疑的声音时,我会很珍惜这个声音。因為这个声音非常不容易,他同时在帮助我,使这个带着权威和暴力、站在讲台上的角色,多一点弹性,不是单向指令的下达。
同样地,我也一直期待一个政治哲学家,期待他能唤醒民眾。孙中山临终前,谆谆告诫说要「唤起民眾」,因為他受西方啟蒙训练,他是一个哲学家,不是政客。他不是要告诉民眾对不对、好不好,他要唤醒民眾的思维,他知道若是民眾无法思考,社会的繁荣强大都是假的,都将毁於一旦。
可惜直到目前為止,政治人物的选举,不但不能唤醒思维,还使所有的思维崩溃。
解严这麼久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还是只在於他是哪一个政党或谁应该下台、谁应该道歉。不只是政治人物,包皮括媒体,媒体常常暴力到不让人去思考事件过程,就直接下了一个结论。是不是真如我哲学系同学突然请出的那一句荒谬的话:「台湾没有哲学」,或者,台湾思维的可能没有完全绝望,只是等待机会被啟发?
热到头脑不能思考是岛屿的宿命吗?
与温度、气候有关吗?在研究艺术史时,的确会发现追求陽光的画派,如印象派,很多画作都是感官的描绘,他追求的是一种「感觉」;可是在寒冷的北国,比如法兰德斯画派,就是非常冷静理性的观看,用眼睛分解、分析所有的物件,把物体化成一个非常精準的形式。
北欧人如哲学家齐克果,就是随时保持一种高度的冷静,不会随意表现出激动之情。在南方的义大利,一个男人可能看一个女人一两眼,就开始唱起咏嘆调了(我们知道歌剧的咏嘆调就是陶醉的)。我认识一个法国的女孩子,她对我说:「北欧人谈恋爱,不会表现得很热情,却能天长地久。听义大利人唱美丽的咏嘆调,很浪漫,但是第二天就找不到人,找到了,他也可能忘了你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