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悲风(第2/7页)
张泾在无锡东北乡,如今,顾宪成故居的“端居堂”犹在,青石柱础上的楠木覆钟柱质和月梁间的飞云纹饰,都是典型的明代建筑风格。却不很高敞,可以想见当初那个卖豆腐起家的门庭并不十分富有。穿过门前的弄堂,步下石级码头就是泾水,这条宽不过数丈的小河是无锡到东北乡的主要通道。顾宪成中举入仕以后,停在这埠头的大小船只想必不会少,雕窗朱栏的画舫中夹着几条简陋的乌篷船,煞是闹猛。四面八方的官吏、文士、亲朋故旧在这里系好船缆,整一整衣冠拾级上岸。来客了,家人忙前忙后地一溜小跑,弄堂里的麻条石板上响得热烈而风雅。这响声一直在泾水上飘得很远,引得过往的艄公船娘倚舵停篙,向这座临河的宅院投以意味深长的一瞥,一边想象着当初这河房里的读书声和那副很有意思的对联。说的是某个夜晚,有一艘官船经过这里,受阻于风雨靠岸停泊。主人推窗看景,但闻风吹梧桐,雨打新篁,映衬着临河茅屋里的朗朗书声,不由得触景生情,随口吟出一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不想茅屋里书声稍息,即飞出一句下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茅屋里深夜苦读的少年即顾宪成,而关于官船的主人则说法颇多,有陈阁老、陈御史、陈布政史等,总之不是等闲人物。接下来自然是陈阁老(或陈御史、陈布政史)慧眼识英才,顾宪成腾达有期。这是中国俗文化中的一种思维定势,大凡一个布衣寒士出息了,总会连带着不少传奇性的说法,这些说法又不外乎“寒窗苦读”和“得遇贵人”之类,至于这中间的真实程度,也就不去追究了。波光桨声中,小船已悠然远去,连同那些意味深长的目光和想象,一并溶入了如梦的烟水之中。
站在顾家门前的小石桥上,我很难想象,这条柔姿袅袅的泾水曾负载过那么多铁血男儿的聚会和气吞万里的抱负。当年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时,经常坐着小船回到张泾,就是从这条小河上来往的。这是一幅极富于软性美的水乡归舟图,小桥、流水、桂楫、晚钟,还有沿途那风情绰约的江南村镇,曾激发了多少文人学士的才思和遐想,多少华章文采从这里流进了中国文学的煌煌巨帙。但顾宪成倚在窗前,此刻想到的大约不是“急橹潮痕出,疏钟晚色生”那样的清词丽句,而是朝政、时事和民生疾苦,是经济天下的宏愿大志。四方学子慷慨纵横的议论犹在耳畔,忧时救世的紧迫感填满了胸襟,心情自不会那样恬淡闲适。张泾离无锡大约四十里,经常早出晚归,总有好一段时间要盘桓在这条水路上的。小船在一座座缺月弯弓的石桥和扑朔昏黄的渔火间行进,橹桨过处,搅起一道道轻波银涟,中国晚明史上的一系列大事就在这波涟中闪现出最初的光影。
现在,我们该随着顾宪成的小船驶进无锡东门水关,走进东林书院了。
中国的书院,大致始于初唐而盛于南宋,像朱熹、张縂、吕祖谦、王阳明这样一些大学者都与书院有着终身的联结。但在中国文化史上,无锡东门的这座书院却有着独特的光彩。东林书院与传统的聚徒式书院不同,它实际上是一个文人沙龙,这里的“丽泽堂”内有一幅“会约仪式”很有意思,好在行文并不古拗,且摘几章看看。
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已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
可见这沙龙里的学术气氛相当宽松,亦相当活跃。讲学、切磋、研讨、辩论,真正的群言堂。连首席讲师的交椅也是轮着坐的,并不定于一尊。
下面一章就更有意思了:
各郡同志临会,午饭四位一席,二荤二素。晚饭荤素共六色,酒数行。第三日之晚,每席加果四色、汤点一道。亦四位一席,酒不拘,意浃而止。
完全是“工作餐”的标准,即使第三天晚上的告别宴会(东林会讲每月一次,每次三日),也只是加几碟果品意思意思,并不铺张。酒可以喝一点,却不准闹,“意浃而止”,很实惠的。
一群文化人,在这种宽松活跃的氛围中,吃着“工作餐”,睡着硬板床,开始了他们悲壮的文化远征。这里不是遗老遗少们的“诗酒文会”,不是空谈心性的象牙之塔,也不是钻营苟且的名利之场。这里是一群血性男儿神圣的祭坛。在这里,他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指陈时弊,在风雨飘摇中为一片明朗的天空而大声疾呼;他们躬行实践,高标独立,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于万马齐喑中开启了明清实学思潮的先河;他们还留心剖示地方事宜,以民生疾苦为忧,以乡井是非为念。万历三十六年,太湖流域遭遇特大水灾,洪涝被野,灾民流离,锦绣江南在淫雨中呻吟。东林学子忧心如焚,朗朗书声沉寂了,滂沱大波中流淌着一群文化人伤时忧世的泪水。顾宪成一面写信给巡抚江南的地方官周怀鲁,因周怀鲁比较体察民情,有“善政满江左”之誉,请他代呈灾情,上达朝廷,以便及时赈恤灾民,同时又致函同为东林党人的李三才,通报了“茫茫宇宙,已饥已溺”的灾情,信中说得很动情:
此非区区一人之意,实东南亿万生灵之所日夕嗷嗷,忍死而引颈者也,努力努力!此地财赋,当天下大半,干系甚大,救得此一方性命,茧丝保障,俱在其中,为国为民,一举而两得矣。
这封信几乎是蘸着泪水写成的。东林书院门前的那副对联或许已在漫天秋雨中凋零,但家国天下之事却时刻念念于怀,片纸尺牍背后凸现出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令人五内沸然。顾宪成已经罢官归里,既没有直接上书朝廷的资格,也没有部署赈灾的权势,君门万里,殿阙森严,一介寒儒,何以为力?他只能动用自己的人际关系来通融接济。他的声音或许很微弱,却贯注着巨大的人格力量。当京城的中枢大员们从奏章的附件中读到这些时,不知该作何感想。而那位在烟榻上已经躺了二十二年的皇帝是不是该欠起身,向江南大地看上几眼呢?
皇帝当然是要看的,而且那目光相当机警睿智,但关注的却不是那里疮痍满目、民不聊生的灾情,那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这么大,每年总免不了有点水旱失调,区区小事,自有下人去处置,何用寡人劳神?他关注的是那里一座不大的书院,聚集着一群狂悖傲世的文化人。“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居林野,闻风归附,学舍至不能容。”这么多文化人扎堆儿在一起干什么?很值得注意!更有甚者,一些学者竟从北京、湖广、云贵、闽浙等地千里趋附,他们乘着一叶扁舟,餐风宿露、颠沛荒野,历经一两个月赶到东林书院去赴会。似乎全中国的政治中心不是皇帝的金銮宝殿,而是东林的熙熙学馆;似乎全中国都在倾听一个削职司官的声音,这如何了得?既为书院,你们读书便读书得了,研习八股,穷章究句,那都是正经学问,读读读,直读成十三点二百五神经病痴呆症都无妨,竟敢讽议朝政,指陈时弊!朝政和时弊岂是由得你们指手画脚的?一定要指手画脚,那好,结党乱政,煽风点火,小集团俱乐部,这些现成的政治帽子随手就可以赏给你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