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后院（第6/6页）

这种同代人的类比随口还可以说出一些。例如，当乾隆大帝祭起一连串攻无不克的“为什么”，罗织《一柱楼诗集》案时，当一群书生的后代身受凌迟哀号震天时，在遥远的欧罗巴洲，一个叫瓦特的青年刚刚捣鼓出了一种叫蒸汽机的玩意，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喧闹。例如，当王念孙钻进书斋，开始著述《广雅疏证》时，他绝对没有听到法兰西人攻占巴士底狱的欢呼和宣读《人权宣言》的朗朗之音。还有……

这样的类比给人太多的感慨，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设想：以乾嘉学派中那一群文化精英的智商和治学精神，如果让他们去捣鼓蒸汽机和轮船，发明电灯，研究《人权宣言》，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这里，我丝毫没有对乾嘉大师们不恭敬的意思，他们中的不少人，即使放在中国文化史的长轴画卷中，也堪称第一流人才；他们所达到的某些高度，后人几乎无法企及，因为从个体上讲，他们有着后人无法企及的学养和毅力，在这种学养和毅力面前，我们永远只能诚惶诚恐，顶礼膜拜。我只是觉得，从宏观上看，他们的色彩似乎过于单调，因为他们毕竟生活在那个色彩相当繁复亦相当辉煌的18 世纪和19 世纪。这种单调当然不能由他们自己负责，更何况，他们中已经有人在大声疾呼了：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是很有历史眼光的，只可惜他死得太早了一点。在我看来，如果让他再活上二十年，中国近代的思想史和洋务运动史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王引之卒于道光十四年，谥号文简。给谥号并不是因为他文化上的建树，而在于他当过几任中央的部长，是一种政治待遇。那时儒臣的谥号大都用这个“文”字，皇上只是信手拈来，并没有什么深意。

王氏生前交谊落落，相知多在文人的小圈子里。早在嘉庆二十三年，当时的浙江和云南乡试都以“清榜”而闻名全国。两位主考官亦声誉鹊起，他们一个是王引之，一个叫林则徐。两人同在翰林院任过事，又都是干练而清廉的文人，自然声息相通，算是比较谈得来的。

王引之死后不久，林则徐领钦差大臣衔去广东禁烟。这位以饱学睿智著称的清廷干员，此时对西方世界也几乎一无所知。为了通晓“夷情”，他到达广州越华书院钦差行辕的第一桩事，就是尽可能地搜集外国人用中文编的每一种出版物，摘录其中有关外国情况的点滴资料，然后整理成“内参”附在奏章中送给道光皇帝御览。这些鸡零狗碎的资料竟荣幸地成为中国人真正用功夫研究世界的最早文献。而就在道光皇帝一边呷着香茶，一边漫不经心地翻阅这些从传教小册子、商务指南和中文日报中摘录的“内参”时，大英帝国的三桅战舰正耀武扬威地鼓帆东来，鸦片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在南中国海的上空……

时在1840 年，距乾隆皇帝发问那些“为什么”大约七十年，距王引之去世才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