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赋（第7/8页）

顺便交代一下，1961 年10 月31 日夜里，根据苏共二十二大的决议，斯大林的尸体被从列宁墓的水晶棺里抬出来，扔进了克里姆林宫脚下的一口深坑。尸体保存得相当好，但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保存得再好的尸体也只是尸体而已，没有任何人再看他的眼色行事了。士兵们的手脚很利索，砸棺翻尸，掘坑封土，几分钟就完事了。

这具尸体当然很快就会腐烂的，从“不朽”到“速朽”，只需一纸红头文件。

一会儿玩弄历史，一会儿又被历史玩弄，伟人们若是在天有灵，不知该作何感慨？

八

当我们遥望历史上的英雄时，却不得不陷入深深的困惑：凡大英雄，往往都是从专制的阵营里走出来的，而民主的旗门下则显得颇为寥落。

也就是说，专制更适合造就英雄。

这没有什么难于理解的。翻开专制政治的词典，最醒目的是这样一些辞条：权威、暴力、等级、统一、舆论一律、独断独行，等等，这些无疑都是英雄们最乐于笑纳的。专制政治把个人推向权力的顶峰，这时候，个人的品德和才能便成为国脉所宗，民生所系。其人若是雄才大略，自是苍生有幸；若推上个流氓瘪三，也只能听任他胡闹。个人的作用无与伦比，一身而系天下兴亡，最后的归宿无非两种：要么成为恩泽四海的神祇，要么成为祸国殃民的恶魔。而民主体制强调的是一种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似乎任何人——只要不是低能儿和精神病患者——都可以成为胜任的管理者，民众既不需要幻想神祇，也不必惧怕恶魔。从根本上说，期盼在民主的土壤里产生英雄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恰恰是必须永远加以提防的。道理很简单，民主的最高原则就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别最小，而且可以自由地互换。

于是，我们往往看到这样的尴尬现象：在同一历史事件中，面对面较劲的两个人一个成了英雄，而另一个则不是。例如前不久发生的科索沃危机，米洛舍维奇成了民族英雄，而克林顿则绝对不是，他似乎只是例行公事地履行了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责，如果其他人处在他的位置上，大抵也会这样干的。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他并不需要超人的意志、胆略和智慧，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舍我其谁”的唯一人选。再往前看去，则是海湾战争，那次以多国部队的完胜为结局的事件使萨达姆成了民族的英雄，而作为“领衔主演”的老布什则在其后不久的大选中黯然下台。

这多少有点叫人没劲，是吧？

是的，在有些时候，民主这玩意确实很“没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为了把美国拉入反法西斯战争，曾煞费心机地和民主周旋。因为参战要国会授权，而国会的大多数议员却是一群慷慨激昂的孤立主义者，他们对那场正在进行的战争采取鸵鸟式的态度。辩论将会很激烈，而且肯定会没完没了地拖延下去，这当然不是罗斯福希望看到的。为了取得国会的授权，罗斯福施展了他全部的外交和政治手腕，其中的有些做法属于打擦边球，有些是先斩后奏，有些甚至可以和“阴谋诡计”挂上钩。例如，前些年有历史学家指出，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其实是在罗斯福一手纵容下酿成的。这自然很有点耸人听闻，但也并非没有道理：罗斯福早就掌握了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意图，但为了激怒美国的国会和民众，他有意把情报束之高阁，让山本五十六的特混舰队用炸弹和鱼雷给美国人上了一课。珍珠港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身披蓝色海军斗篷的罗斯福在暴风雨般的欢呼中走上国会的讲坛，他终于说出了一段决定性的话：

“我要求国会宣布，自12 月7 日星期天无端发动这场卑鄙的进攻之日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当然，国会一致通过了总统的请求，美国终于摆脱了孤立主义，堂而皇之地加入了二战的决斗场。这无论是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还是美利坚的国家利益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罗斯福用自己的政治智慧摆平了美国式的民主，他当之无愧地走进了巨人的行列。而美国式的民主也差点扼杀了这位轮椅上的巨人。

同样是二战英雄，丘吉尔遭遇民主“扼杀”的情节要更复杂一些。

丘吉尔是在英国最困难的时候接过权杖的，那时他的个人威望堪称登峰造极。我至今忘不了电视片《二战警世录》中的那一幕情景：疮痍满目的伦敦平民住宅区，废墟上弥散着德军炸弹的硝烟，但每一堆瓦砾上都插着一面小小的英国国旗。丘吉尔来了，面对着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的欢呼的人群，他流泪了。这时，人群中的一位老太婆说：“你们看，首相在哭呢，他真的关心我们。”丘吉尔说：“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当汽车开动时，一位女工追上来，把一盒雪茄烟扔进车里，她告诉丘吉尔：“我这个星期因生产成绩最好，得了奖金，特地买了这件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丘吉尔下车亲吻了这位女工，当然，他又一次流泪了。

这样的场面，丘吉尔是应该流泪的；这样的眼泪，平生流一次也就该知足了。

这是1940 年的秋天。但谁能想到，五年以后，在安排战后世界秩序的波茨坦“三巨头”会议期间，这位挽救了英国，也挽救了欧洲的丘吉尔却被英国的民主赶出了首相官邸。

丘吉尔是从波茨坦临时赶回国内等候大选揭晓的，当时，谁也不会怀疑他将以二战英雄的身份在大选中获胜。临行前，丘吉尔发表声明说：他相信自己会回来的，一副踌躇满志、顾盼自雄的姿态。丘吉尔的私人医生甚至把行李留在柏林，他也相信过一两天他就将和首相一起回来。

但几天以后，以首相身份出席波茨坦会议的，却是另一位叫艾德礼的英国人。

丘吉尔永远不能理解，也不能原谅英国人在胜利后对他的冷遇，他的这句看似令人费解的话也因此成为经典：

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是忘恩负义的。

丘吉尔的这句话无疑带着相当成分的牢骚，但仔细体味，他却不经意地道出了民主体制中某种精心而独制的构思，它以“忘恩负义”这一特有的方式“保护”了英雄，让他们功成身退，从而永远屹立在威望的制高点上。试想一下，历史上有多少英雄，如果也能遭遇这种“忘恩负义”，最后又何至于变得那样令人生厌？世无英雄，万民翘首；世有英雄，民无宁日，这是多么痛切的历史经验！为着救亡，我们期盼英雄，牺牲个性，维护权威，统一意志，暂缓民主，同心同德。但救亡总似乎没完没了，到后来，我们已搞不清究竟是因为我们这样，才总在危难之中，还是因为总在危难之中，我们才必须这样。在有的时候，我们是多么需要“忘恩负义”！对伟人的那份雨露天恩，我们又何必总那么耿耿于怀呢？如果那恩情在于他曾经拯救过我们，那么，我们早就已经用等量的拥戴和欢呼作了报答；如果那恩情在于他想继续照亮我们，那么，我们要说，我们需要的是温暖，而不是指引航程；如果那恩情最终损害了我们的幸福，那么，应该贬值的当然是恩情而不是幸福。为了报恩，我们已经牺牲了太多：太多的热情，太多的理性，太多的欢乐和温饱。一个总想着报恩的民族，终究是没有出息的，因为，只有老人和孩童才会斤斤计较于施恩和报恩之类的蝇头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