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郊建筑杂录(续)——天宁寺塔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第3/3页)
真正用砖石来完全模仿成朵复杂的斗栱的,至五代宋初始见,其中便是如我们所见的许多“天宁式”塔。此中年代确实的有辽天庆七年的房山云居寺南塔,金大定二十五年的正定临济寺青塔,辽道宗太康六年(公元1079年)的涿县普寿寺塔,还有蓟县白塔,等等。在那时候还有许多砖塔的斗栱是木质的,如杭州雷峰塔、保塔、六和塔等等。
天宁寺塔的斗栱,最下层平坐,用华栱两跳偷心,补间铺作多至三朵。主要的第一层,斗栱出两跳华栱,角柱上的转角铺作,在太斗之旁,有附角斗,补间铺作一朵,用四十五度斜栱。这两个特点,都与大同善化寺金代的三圣殿相同。第二层以上,则每面用补间铺作两朵;补间铺作之繁重,亦与转角铺作相埒,都是出华栱两跳,第二跳偷心的。就我们所知,唐以前的建筑,不唯没有用补间铺作两朵的,而且虽用一朵,亦只极简单,纯处于辅材的地位的直斗或人字栱等而已。就斗栱看来,这塔是绝对不能早过辽宋时代的。
承托斗栱的柱额,亦极清楚的表示它的年代。我们只须一看年代确定的唐塔或六朝塔,凡是用依柱的,如嵩岳寺塔,玄奘塔,净藏塔,都用八角形(或六角?)柱,虽然有一两个用扁柱的,如大雁塔,却是显然不模仿圆或角柱形。圆形倚柱之用在砖塔,唐以前虽然不能定其必没有,而唐以后始盛行。
天宁寺塔的柱,是圆的。这圆柱之上,有额枋,额枋在角柱上出头处,斫齐如辽建中所常见,蓟县独乐寺,大同下华岩寺都有如此的做法。额枋上的普拍枋,更令人疑它年代之不能很古,因为唐以前的建筑,十之八九不用普拍枋,上文所举之许多例,率皆如此。但自宋辽以后,普拍枋已占了重要位置。这额枋与普拍枋,虽非绝对证据,但亦表示结构是辽金以后而又早于元时的极高可能性。
在天宁寺塔的四正面有圆拱门,四隅面有直棂窗。这诚然都是古制,尤其直棂窗,那是宋以后所少用。但是圆门券上,不用火焰形券饰,与大多数唐代及以前佛教遗物异其趣旨。
虽然,其上浮雕璎珞宝盖略作火焰形,疑原物或照古制,为重修时所改。至于门扇上的菱花格棂,则尤非宋以前所曾见,唐五代砖石各塔的门及敦煌画壁中我们所见的都是钉门钉的板门。
栏杆的做法,又予我们以一个更狭的年代范围。现在常见的明清栏杆,都是每两栏板之间立一望柱的。宋元以前,只在每面转角处立望柱而“寻杖”特长。天宁寺塔便是如此,这可以证明它是明代以前的形制。这种的栏杆,均用斗子蜀柱。分隔各栏板,不用明清式的荷叶墩。
我们所知道的辽金塔,斗子蜀柱都做得非常清楚,但这塔已将原形失去,斗子与柱之间,只马马虎虎的用两道线条表示,想是后世重修时所改。至于栏板上的几何形花纹,已不用六朝隋唐所必用的特种栱字纹,而代以较复杂者。与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内栏板及大同华岩寺壁藏上栏板相同。凡此种种,莫不倾向着辽金原形而又经明清重修的表示。
平坐斗栱之下,更有间柱及壶门。间柱的位置,与斗栱不相对,其上力神像当在下文讨论。壶门的形式及其起线,软弱柔圆,不必说没有丝毫六朝刚强的劲儿,就是与我们所习见的宋代扁桃式壶门也还比不上其健稳。我们的推论,也以为是明清重修的结果。
至于承托这整个塔的须弥座,则上枋之下用枭混而我们所见过的须弥座,自云岗龙门以至辽宋遗物,无一不是层层方角叠出,间或用四十五度斜角线者。枭混之用,最早也过不了五代末期,若说到隋,那更是绝不可能的事。
关于雕刻,在第一主层上,夹门立天王,夹窗立菩萨,窗上有飞天,只要将中国历代雕刻遗物略看一遍,便可定其大略的年代。由北魏到隋唐的佛像飞天,到宋辽塑像画壁,到元明清塑刻,刀法笔意及布局姿势,莫不清清楚楚的可以顺着源流鉴别的。
若与隋唐的比较,则山东青州云门山,山西天龙山,河南龙门,都有不少的石刻。这些相距千里的约略同时的遗作,都有几个或许多共同之点,而绝非天宁寺塔像所有。
近来有人竟说塔中造像含有犍陀罗风,其实隋代石刻,虽在中国佛教美术中算是较早期的作品,但已将南北朝时所含的犍陀罗风味摆脱得一干二净,而自成一种淳朴古拙的气息。而天宁寺塔上更是绝没有犍陀罗风味的。
至于平坐以下的力神,狮子,和垫栱板上的卷草西番莲一类的花纹,我想勉强说它是辽金的作品,还不甚够资格,恐怕仍是经过明清照原样修补的,虽然各像衣褶,仍较清全盛时单纯静美,无后代繁褥云朵及俗气逼人的飘带。但窗棂上部之飞仙已类似后来常见之童子,与隋唐那些脱尽人间烟火气的飞天,不能混做一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天宁寺塔绝对绝对不是隋宏业寺的原塔。而在年代确定的砖塔中,有房山云居寺辽代南塔与之最相似,此外涿县普寿寺辽塔及确为辽金而年代未经记明的塔如云居寺北塔,通州塔及辽宁境内许多的砖塔,式样手法都与之相仿佛。正定临济寺金大定二十五年的青塔也与之相似,但较之稍清秀。
与之采同式而年代较后者有安阳天宁寺八角五层砖塔,虽无正确的文献纪其年代,但是各部作风纯是元明以后法式。北平八里庄慈寿寺塔,建于明万历四年,据说是仿照天宁寺塔建筑的,但是细查其各部,则斗栱,檐椽,格棂,如意头,莲瓣,栏杆(望柱极密),平坐,枭混,圭脚,——由顶至踵,无一不是明清官式则例。
所以天宁寺塔之年代,在这许多类似砖塔中比较起来,我们可暂时假定它与云居寺南塔时代约略相同,是辽末(十二世纪初期)的作品,较之细瘦之通州塔及正定临济寺青塔稍早,而其细部则有极晚之重修。在未得到文献方面更确实证据之前,我们仅能如此鉴定了。
我们希望“从事美术”的同志们,对于史料之选择及鉴别,须十分慎重,对于实物制度作风之认识尤绝不可少,单凭一座乾隆碑,追述往事,便认为确实史料,则未免太不认真,以前的皇帝考古家尽可以自由浪漫的记述,在民国二十四年以后一个老百姓美术家说句话都得负得起责任的。
最后我们要向天宁寺塔赔罪,因为急于辩证它的建造年代,我们竟不及提到塔之现状,其美丽处,如其隆重的权衡,淳和的色斑,及其他细部上许多意外的美点,不过无论如何天宁寺塔也绝不会因其建造时代之被证实,而减损其本身任何的价值的。喜欢写生者只要不以隋代古建,唐人作风目之,误会宣传此塔之古,则当仍是写生的极好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