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尤达大师们,十年之前……我一无所知,或者说一知半解(第4/7页)
我应该拒绝的,但是我没有那么做。
谨慎起见,我没有自己开车,而是上了马克的车。因为马克告诉我,根据加利福尼亚的法律,醉酒驾驶将面临很严重的处罚,他说会把我送到酒吧停车场,之后把我直接送回酒店。
坐到驾驶位置上之后,马克很快放松下来。车里氛围不错,他热情友好,音乐也不错,虽然我被酒精折腾得有点儿头昏脑涨,但我还是明白了马克话里的意思。伊达尔戈酒吧就是一个艳遇之地,那儿都是一些美女,她们不是妓女,但偶尔也接客赚点儿小钱。马克一边打开车内的储物箱,一边笑着向我建议:
“用不用安全套?要草莓味儿的还是巧克力味儿的?这可比单纯的橡胶味儿好多了。”
虽然青春期的时候有过那么两三次蠢蠢欲动,但我着实没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居然被拉着去找美女了。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嫖客们花钱享受服务,只要别羞辱也别虐待提供服务的姑娘就好。事实上,睡完姑娘要付钱,这才是让我不能接受的地方。我觉得自己还是很有个人魅力和吸引力的,找个两情相悦的姑娘还是易如反掌的。
唯一让我担心的就是自己确实醉了,但是我不确定自己醉到了什么程度。
实际上,伊达尔戈酒吧是个不错的去处,尽管音乐太吵,尽管里面挤满了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但显然,年龄并不妨碍我们的加入。在里面,说话基本上是靠吼的,鼻腔里充斥着混合了香水和汗液的销魂味道,再加上我之前喝了不少酒,于是胃里开始翻江倒海,整个人躁动不安。几年前,加利福尼亚的酒吧和夜店就开始实行禁烟令。我并不吸烟,但是看着一支又一支的哈瓦那小雪茄,我认识到了烟草的一个好处:它能减轻封闭空间内躁动人群的体味。头有点儿晕,我再次觉得自己应该回酒店了,但是我的车还停在鹦鹉视觉餐厅的停车场。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马克似乎打定主意要好好庆祝一下这单生意的达成。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突然有点儿喝断片儿了,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被马克和两个不停笑闹的姑娘拽到车上的。这次的目的地是鹦鹉视觉餐厅停车场,因为我的小奔驰还停在那儿。但是毫无疑问,这一路上我都昏昏沉沉的,我隐约记得马克向我建议道:
“兄弟,我觉得你醉了,你最好别急着回去。酒店关门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后座的女生不错,很酷。她会让你想起自己曾经的那段年少轻狂的时光。我们明天电话联系。”
他停车把我放下了,然后带着另外一个姑娘走了。我在自己的车上弄了半天,才把腰带解开,裤子拉链拉开,当然,整个过程中,玛丽萨,就是留下来的那个女生,为我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和我预想的一样,事实证明,马克帮我选的这个地方除了让我更头晕以外没有别的作用。玛丽萨很漂亮,身材娇小,善解人意,一系列前戏之后,她选了巧克力味道的套套。要动真格的了,我渐入佳境。突然,一道强光照过来,我眯着眼看过去,试图看清是什么。玛丽萨突然惊恐地尖叫出声,迅速地起身,因为速度太快,头磕到了车顶,但是她依然没有放慢动作,“行云流水”一般地朝光源相反方向的车门蹿了过去,然后跳下了车,瞬间便不见了踪影。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中从来没有像此刻这般……愚蠢。我半躺在座椅上,裤子褪到了脚踝,更多不堪的细节按下不提,旁边还有两个像冰柱似的高大的警察在“虎视眈眈”,他们甚至没有要追玛丽萨的意思。随后我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受罚的都是嫖客。这时,我竟然说:“我有权请律师,并在律师到来之前保持沉默。”感觉有点儿像是在演电视剧。看到我还没有彻底清醒,其中一名警察对他的同伴说:
“好,坚持要请律师。这男的好像没明白我们的意思。”
他们知道我醉得站不起来,于是把我举起来,抬到了一辆警车的后座上。第一站,警察局;第二站,单人牢房。在那儿,我等着最后的那一步:庭审,因为我“酒后在公共场合有下流行径”。毫无疑问,我有打电话求助的权利,但是,能打给谁呢?布莱特和马克显然都不是合适的人选,田中先生就更别提了,我可不想让他知道我的“下流行径”。
我被带去庭审的时候应该是早晨八点钟左右,庭审的地点就在警察局旁边,很近。整个庭审大厅里挤满了人,都是些作奸犯科之辈,当然,都是些小偷小摸之类的,没什么重刑犯。还有就是我这样的,再有就是那种一看就应该送精神病院看急诊,而不是留在这儿等庭审的人。我永远都忘不了当时庭审大厅里那种“堕落的人”的气味,因为没有空调,那种气味越发浓郁。那种销魂的气味混合着污垢的气味、汗液的气味、失败的气味以及害怕的气味,气味的来源是五十多个男人和几个女人。
我终于酒醒了,头疼得不行,手上还戴着手铐。我的辩护律师来了,他看起来太年轻了,好像乳臭未干,得一边看书一边说辩护词,他的声音里透着疲惫,显得有气无力,总之,从这人身上看不到一点儿智慧的影子。我感觉不妙,大大的不妙。法官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非洲裔美国女人,给人的感觉一点儿也不随和。看到她之后,我的心理阴影面积又增大了不少,因为像我犯的这种钱色交易的案子,男人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同样的问题,想在一位女士那儿得到理解,太难了。
法官女士手里那把威武的槌子平均每五分钟敲响一次,每次槌子落下,都代表一个案子的结束。到我了,我的律师果真没有辜负我对他的“评价”,连篇累牍的废话,思路混乱不堪。他居然说,作为一个法国人,我不了解加利福尼亚的法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失当。斯格瑞芬,也就是那位法官女士,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我的律师当场“石化”了。瘦高,短发,小圆片儿眼镜,瘦削的脸颊,斯格瑞芬女士似乎和美丽毫不沾边儿,但是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是可靠,除此之外我想不到别的词。只见这位女法官继续对已经“石化”了的律师开火,语气中满是讽刺:
“啊,是吗?也就是说,在法国,在公共场合、在众目睽睽之下,嫖妓什么的完全没问题,完全合法?”
我必须得做点儿什么了,需要赶快自救。于是我态度恭敬地向斯格瑞芬法官请求发言。她紧抿着唇,面色冷冷的,似乎并不期待我会说些什么。不过,饶是如此,她还是准许了我的请求。我的律师此时还在试图把法官的注意力拉到自己身上,我粗暴地打断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