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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雷蒙负责洗，我来擦。是他提议的——不知怎的，他注意到我红肿的双手，不过他没大惊小怪，只是把我从水槽边挤开，塞了擦碗巾到我受损的手中——这条擦碗巾还蛮俏皮的，上头有只打了格纹领结的苏格兰梗犬。

这条擦碗巾触感柔软，纤维明显，仿佛已洗过很多遍，而且被细心地熨成整齐的方块。我扫视一下这些盘子，然后才摞在桌子上让雷蒙收走。这些餐具虽然老旧，但质量颇佳，上头画了盛放的玫瑰，边缘有褪色的镀金。吉本斯太太看到我在看，她的观察力确实没有问题。

“那套瓷器是我的结婚礼物，艾莉诺。”她说，“想象一下——都过五十年了，状况还这么好！”

“你在说瓷器，还是你自己？”雷蒙说。她啧了啧，含笑摇头。我们忙着各自的任务，陷入令人自在的沉默。

“告诉我，你目前有对象吗，艾莉诺？”她问。

真无趣。

“目前没有。”我说，“可是我看上一个人了，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水槽传来碰撞声，雷蒙把勺子弄掉在沥水板上，撞得铿锵作响。

“雷蒙，”他母亲说，“笨手笨脚的！”

我当然一直在在线追踪那个歌手，可是就虚拟世界来说，他这阵子还蛮安静的。只在照片墙上贴了几顿饭的照片、发了几则推特，在脸书上贴了关于他人音乐创作的无聊消息。我不介意，我只是在静候时机。如果说我对浪漫情事略知一二，我俩会面与陷入爱河的最佳时机就会在我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到来，而且是在种种迷人条件完备的情况下。虽说如此，如果不在近期发生，我就必须自己亲自上阵。

“那你的家人呢？”她说，“他们住附近吗？有兄弟姐妹吗？”

“很遗憾，没有。”我说，“如果有兄弟姐妹一起长大就好了。”我想了想。“其实那是我人生中最悲伤的事情之一。”我听到自己说。我从来没说出过这样的话，直到这个时刻，这份思绪才成形，这出乎我的意料。那这又是谁的错？有个声音在我耳畔低语，冰冷、尖锐而且充满怒气，是妈妈。我合上双眼，试着摆脱她。

吉本斯太太似乎察觉到我的不自在：“噢，我确定那就表示，你和爸爸妈妈很亲近吧？我敢说，家里只有你这个孩子，你对他们来说肯定很重要。”

我看着自己的鞋子，当初为什么会挑这双？我想不起来。是有尼龙搭扣穿起来方便，是整体黑色百搭，还是平底舒适并且可以绕住脚踝提供支撑呢？我领悟到，这双鞋不堪入目。

“别那么爱打听，妈。”雷蒙说，用擦碗巾将手抹干，“你真像秘密警察啊！”

我以为她会发脾气，可是比生气还糟的是，她竟然满怀歉意。

“噢，艾莉诺，抱歉啊，亲爱的，我不是故意让你难过的。拜托，亲爱的，别哭啊，我很抱歉。”

我竟然在哭，在抽泣！我好多年没哭得这么惨了。我试着回想，上次这样哭是什么时候——是我和迪克兰分手的时候。即使在当时，泪水也不是因为情绪而生的——我终于开口请他搬出去时，他打断了我的一条手臂及两根肋骨，我是因为痛才哭的。我竟然在同事母亲家的厨房里啜泣，这样是不行的。妈妈会怎么说呢？我打起精神。

“请不要道歉，吉本斯太太。”我说，用擦碗巾抹抹眼，试着缓住自己的呼吸，却破了音，像青少年一样岔了嗓子。她绞着双手，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而雷蒙揽住她的肩。

“你别难过啊，妈。你没有恶意，她知道的——艾莉诺，是吧？”

“是啊，当然！”我说，一时冲动，倾身过去和她握握手，“你的问题很合理，也很恰当，我的反应就不是了，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如果我让你不自在了，请接受我的道歉。”

她一脸如释重负。“那就好，亲爱的。”她说，“我没料到今天会有人在厨房里哭！”

“唉，会惹我哭的，通常是你煮的东西啊，妈。”雷蒙说，她静静地笑了。

我清清喉咙。“你的问题让我措手不及，吉本斯太太。”我说，“我一直不知道父亲是谁，我对他一无所知，连名字都不晓得。至于妈妈，她目前……这样说好了，她‘hors de combat’（失去战斗力）。”他们两人都一脸茫然，他们显然都不是法国文化迷。“我见不到她，她……难以接近。”我解释，“我们每星期联系一次，不过……”

“当然了——不管什么人，遇到这种状况都会很难过的，亲爱的，当然会。”她说，同情地点点头，“不管年纪多大，大家有时候都需要自己的妈妈。”

“恰好相反。每星期固定联系，对我来说太频繁了。我和妈妈——我们……嗯，情况很复杂……”我说。

吉本斯太太同情地点点头，希望我说下去，但是我却知道这该是打住的时候。冰激凌车驶过街头，播放着《洋基歌》的音乐，比正确的音符还要低几赫兹，听了很难受。我从某个深邃又全然无用的记忆库里，打捞出歌词：扁帽上插羽毛、通心粉。

雷蒙假装开怀地拍拍手：“好了，时间不等人，妈，去坐吧——你的节目要开始了。艾莉诺，能不能帮我个忙，把晾干的衣物收进来？”

我很乐意帮忙，很高兴能从牵扯到妈妈的对话中抽身。吉本斯太太有种种杂务需要帮忙——雷蒙选择更换猫咪的便盆，清空垃圾桶，所以收衣服算是不错的工作。

到了外头，傍晚的阳光微弱浅淡。左右各有一排菜圃，朝着两个方向延伸。我把衣篮放在地上，拿起收纳衣夹的袋子（有人很热心地在袋子上用花体字缝了“衣夹”），把它挂在晾衣绳上。衣服干了，散发着夏日的香气。我听到有人对墙踢球发出断断续续的闷响，女孩们一面诵念，一面跳绳掠过地面。冰激凌车的音乐现在几乎遥不可闻。有人摔上了后门，男人暴怒的声音责骂着——希望是——小狗。鸟儿的啼鸣高扬，鸟鸣底下则是从敞开的窗户飘出来的电视声响。一切感觉很安全，一切感觉很正常。雷蒙过去的人生轨迹和我的多么不同——正常的家庭，有父母和姐姐，依偎在其他正常家庭之间。现在依然多么不同：每个星期天，在这里，这样的环境。

回到室内，我帮雷蒙换掉他母亲的床单，铺上我刚收进来的干净床单。她的卧室粉红，散发着痱子粉的气味。干净普通——就我想象，不像旅馆房间，而更像民宿。床头桌上除了一本厚厚的平装书和一包特凉薄荷糖，房里没有什么私人的东西，看不出房间主人的性格。我想到，以最正面的角度来看，她其实没什么个性。她是个母亲，善良慈爱的女人，别人绝不会说：“那个贝蒂啊，疯疯癫癫的！”也不会说：“你绝对猜不到贝蒂这回又干了什么好事！”或者说：“精神鉴定报告审查完之后，由于会对大众带来极高的风险，拒绝贝蒂保释。”简单说来，她就是一个好女士，养大了孩子，现在就是种种蔬菜，跟猫咪过着平静的生活。可以说不算什么，也可以说事事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