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外力的反转（第4/4页）

温迪没有在意他人的贬低，而是利用自己的能力协调、动员周围人，决心在全国上下掀起提高教育水平的新浪潮。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她立刻组建了美国教育行动组织，到1990年，已经有500名毕业生参与到这个新生的项目之中。在过了大约二十年后的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名年轻人参加过这个项目，造福了千千万万名学童。

美国教育行动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作为创建者和执行总裁，温迪也曾遭遇过低谷和困难。即使这样，从她在头脑里酝酿出这个想法的时候起，她就被一股激情所驱动，她有完成这项任务的坚定决心。她希望可以建立她理想中的公立教育体系。通过这些年的种种努力，可以说她已经完成了这个目标：美国教育行动被看作经营最稳妥的非营利组织，还是《财富》杂志评选的100个最佳工作环境之一，每年申请参与项目活动的学生数量相比往年，一直在不断增加。温迪的目标是在全世界推广这个项目，不同国家的企业家都可以按照她的模式，通过全球教育行动的引领实现这个项目的意义。

回首创业之初，温迪说：“不管怎么说，当初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想做和适合做的事。能开创自己想做的事业是我的福气，这又能让我能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热情，这简直就是福中之福。”她笑着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职业能比我现在做的事更适合自己的了。”

相比之下，阿文德·拉昆纳扎遇到转折点的过程则显得漫长和复杂了一些。尽管如此，这个重要的转折点还是发挥了其“潜在能量”，帮助他从印度钦奈的一个毛头小子一路打拼，成长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和广为人知的慈善家。

阿文德毕业于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之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拿到了计算机工程博士学位，然后做了三年教授。一天晚上，也是一个平常的晚上，在他读了一本书后，属于他的转折点出现了，从此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我一直都是一个书呆子型的孩子，只是恰巧对数学有了那么一点儿天赋。”他告诉我，“像其他在印度长大的小孩一样，我通过电视知道了美国，有了自己的美国梦。想要脱离印度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考上印度理工学院，这在印度就相当于麻省理工学院或伯克利大学。当时有30万名学生申请报名，但录取名额却只有2000个。上高中的时候，我每天把自己锁在房间里10小时，日复一日为能考上那里而学习奋斗。

“当我被录取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想都不敢想的机会蜂拥而至，其中最让我开心的就是能够去美国读研。1988年当我来到伯克利大学时，兜里只揣着100美元，从印度到美国的两天旅途中我还把护照弄丢了。毕业后，我在伯克利大学成了一名教授。那简直太棒了，我喜欢教授的工作，研究、教书，还有思考。我一直坚信只要我持之以恒，我一定会给计算机科学领域带去巨大的贡献。

“过了几年，我开始希望能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有一番作为。一直以来，我都在专心研究学术，从没想过要做些其他什么事。但是这一次我头一回认真严肃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的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吗？’”

这时我想起了霍华德非常喜欢的一句名言：“一切只是看上去很美。”

阿文德点了点头，说：“我能感觉到安逸生活的诱惑，但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帮助我摆脱了这种安逸。在给一个同事送备忘录的时候，他书架上的一本书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本书叫《说谎者的扑克》。这本书讲的是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交易员们工作中的故事。我借走了这本书，用了一个晚上把它读完，一个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我知道该怎样做得更好。’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我递交了辞呈，我觉得我这样做是正确的。促使我这样做的原因是一个简单而强有力的转折点：我认为凭借我在数学和计算机领域的知识，我能够用更高级的方式取代《说谎者的扑克》里面提到的华尔街那些老旧的工作方式。

“这个转折点的出现，把我引向了一种全新的生活，那是我从没想象过的。”

同样，他也从没想过自己可以帮助那么多的人：他同妻子成了颇负盛名的慈善家，致力于发展美国和印度之间的教育及文化交流活动。

表面看起来，温迪和阿文德的经历并没有交集。但当我了解他们之后，发现他们两个都是全身心扑在事业上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获得成功。我看到的是两个通过自己努力造福社会的人：温迪的事业需要慈善组织的大力支持，对改变他人命运和为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人才都有着长远的影响；阿文德则是通过深入调查和了解后选择为新兴企业进行投资，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为自己创建的慈善教育系统提供了就业机会。

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的主人公都成功地抓住了转折点带来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最终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