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第一章（第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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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提埃波洛（1696—1770），意大利画家，十八世纪最优秀的大型装饰画家。
就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离开门厅前，我与她闲聊时，我听到了一种嗓音，从此之后，这嗓音我怎么都能辨别清楚，决不可能出任何差错。这是德·福古贝先生和德·夏吕斯先生在特殊场合的窃窃私语声。一位临床医生根本用不着候诊的病人掀起衬衣，也无须听诊他的呼吸，只要听听其嗓音，就足可以确诊。后来，我在沙龙里曾多少次听到某个人的声调或笑声，往往为之感到诧异，他虽然极力模仿自己的职业语言或所在圈子里的人的举止风度，故作庄重高雅的姿态，或装出一副粗俗随便的模样，但凭我这双训练有素，象调音师的定音笛那般灵敏的耳朵，从那虚假的声音中，足可分辨出“这是一个夏吕斯式的人物”！这时，一家使馆的全体人员走了过来，向德·夏吕斯先生致意。尽管我发现上面提及的此类病态仅仅是当天的事（当我发现德·夏吕斯先生和絮比安的时候），但要作出诊断，也无须提问，无须听诊。不过，与德·夏吕斯先生交谈的德·福古贝先生显得捉摸不定。可是，经历了少年时代似懂非懂的阶段之后，他早该明白自己是在与什么东西打交道了。同性恋者往往以为世上唯有自己以这种方式作乐，可后来又误以为——又是一个极端——唯有正常人例外。但是，野心勃勃而又胆小怕事的的德·福古贝先生沉湎于这种于他也许是种享受的乐趣，时间并不很久。外交生涯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影响，使他规规矩矩。加之在政治科学学校寒窗苦读，从二十岁开始，他就不得不一直过着基督徒似的清白生活。殊不知任何感官，一旦不用，就会失其功能和活力，渐渐萎缩，德·福古贝先生正是这样，如同文明人再也不能施展洞穴人的体力和敏锐的听力，他丧失了德·夏吕斯先生身上所具备的那种很少发生故障的特殊洞察力。在正式宴席上，无论在巴黎还是在外国，这位全权公使甚至再也不敢相认那些身着制服、衣冠楚楚的人物实际上与他同属一类。德·夏吕斯先生喜欢对他人指名道姓，可一旦有人抬举他的嗜好，他便怒气冲冲，他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弄得德·福古贝先生美得惊喜交集。这并非因为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他想入非非，试图利用天赐良机。而是这三言两语的指点，确实渐渐改变了×公使团或外交部某部门的面貌，想起来象耶路撒冷圣殿或苏萨的御殿一般神秘，恰似在拉辛的悲剧中，指点阿塔莉弄清了若亚斯与大卫是同一种族，告诉阿布纳“身居王后之位”的爱丝苔尔有“犹太种族”的血亲。见大使馆的年轻成员纷纷上前与德·夏吕斯先生握手，德·福古贝先生看样子感慨万千，犹如《爱丝苔尔》①一剧中的埃莉丝在惊叹：天哪！这么众多天真无邪的英姿佳丽，四面八方蜂飞蝶舞在我眼前成群结队！
多么可爱的羞色在她们脸上尽情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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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辛的三幕悲剧。
接着，他渴望再了解一点“内情”，微笑着向德·夏吕斯先生投去狡黠的一瞥，既在探询，又充满欲念。“噢，瞧您，当然的事。”德·夏吕斯先生一副博学者无不通晓的神气，象是在对一个毫无学识的蠢货说话。可德·福吉贝先生两只眼睛再也不离开那些年轻的秘书，使德·夏吕斯先生大为恼火，驻法×使馆的大使是位老手，这些秘书当然不是他随随便便挑来的。德·福古贝先生一声不吭，我只观察着他的目光。可我从小就习惯提供古典戏剧的语言，甚至可让无声之物说话，于是，我指使德·福古贝的眼睛说起话来，这是爱丝苔尔向埃莉丝解释马多谢出于对自己信仰的虔诚，坚持在王后身边只安排与他宗教信仰同一的姑娘的那段诗句：然而他对我们民族的爱恋，让锡永的姑娘云集在宫殿，柔嫩的鲜花被命运之风摇曳，象我一样被移栽头顶一天异色，在一个与世俗隔绝的地方，他（大使阁下）精心管教把她们培养。
德·福古贝先生终于不再用自己的目光，开口说话了。
“谁知道，”他忧伤地说：“在我所驻的国度，是否也存在这种事？”“很可能。”德·夏吕斯先生回答道，“是从狄奥多西国王开的头，尽管我对他的实情毫无所知。”“啊，绝对不可能！”
“那么，他就不该摆出那么一副样子。他总是装模作样。一身‘嗲声嗲气’，我最讨厌那副样子。要我跟他上街，我都不敢。再说，您应该很了解他是个什么人，他可象只一身白毛的狼，赫然入目。”“您完全错看了他。不过，他确实挺有魅力。与法国签署协约那一天，国王还拥吻了我。我从来没有那么激动过。”“那正是时机，跟他倾诉一番您心中的欲望。”“啊！主啊，多可怕，要是他稍有疑心，那还了得！不过，我在这方面没什么害怕的。”我离得不太远，这些话听得一清二楚，不禁使我在心头默默地咏诵起来：国王直至今日尚不知我是谁，这一秘密始终紧锁着我的嘴。
这场半无声半有声的对话只持续了片刻，我与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在客厅也才走了几步，公爵夫人便被一位美貌绝伦、身材娇小的棕发夫人拦住了：“我很想见到您。邓南遮从一个包厢里瞧见了您，他给T亲王夫人写了一封信，说他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尤物。只要能与您交谈十分钟，他死了也心甘。总之，即便您不能或不愿见面，那信就在我手中，您无论如何要给我确定个约会时间。有些秘密的事儿，我在这里不能说。我看得出您没有认出我来，”她朝我添了一句，“我是在帕尔马公主府中（可我从未去过）认识您的。俄国大帝希望您父亲能派到彼得堡去。要是您星期二能来，伊斯沃尔斯基正好也在，他会跟您谈此事的。我有份礼物要赠送给您，亲爱的，”她又朝公爵夫人转过身子，继续说道，“这份礼物，除了您，我谁都不送。这是易卜生三部戏剧的手稿，是他让他的老看护给我送来的。我留下一部，另两部送给您。”
盖尔芒特公爵并没有对这份厚礼感到欣喜。他弄不清易卜生或邓南遮是死人还是活人，反正看到不少小说家、剧作家前来拜访他的夫人，把她写到各自的作品中去。上流社会人士总是喜欢把书看成一种立方体，揭开一面，让作家迫不及待地把认识的人“装进去”。这显然是不正当的，而且只不过是些小人而已。当然，“顺便”见见他们也并无不可，因为多亏他们，若有暇读书或看文章，就可以看清其中“底牌”，“揭开面具”。不管怎么说，最明智的还是与已经谢世的作家打交道。德·盖尔芒特先生认为，唯有《高卢人报》上专事悼亡的那位先生“最最得体”。若公爵报名参加葬礼，那位先生无论如何得把德·盖尔芒特先生的大名登在参加葬礼的“要人”名单的榜首，但仅此而已。如果公爵不大愿意列名，他也就不报名参加殡仪，只给死者亲属寄去一封唁函，请他们接受他最深切的哀悼。要是死者亲属在报上发表了“来信表示悼念的有盖尔芒特公爵等等”这一消息，那决不是社会新闻栏编辑的过错，而是死者的儿女、兄弟、父亲的罪过，公爵称他们是些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家伙，下决心从此不再与他们来往（拿他的话说，不与他们“发生纠葛”，可见他没有掌握熟语的确切含义）。不过，一听到易卜生和邓南遮的名字，加之他们是死者还是活人还不清楚，不禁使公爵皱起眉头，他离我们并不太远，不可能没有听到蒂蒙莱昂·德·阿蒙古夫人五花八门的甜言蜜语。这是一位迷人的女子，才貌双全，动人魂魄，无论是才还是貌，择其之一就足发令人倾倒。可是，她并不是出身于她如今生活的这个圈子，想当初一心只向往文学沙龙，只与大作家结交，先后做过每一位大文豪的女友——绝不是情人，她品行极为端正——大文豪们都把自己的手稿赠送给她，为她著书立说，是偶然的机会把她引入圣日尔曼区，当然，这些文学方面的特权也为她提供了诸多方便。如今，她地位不凡，用不着去讨人喜欢，只要她一露面，就可博得青睐。可是，她已习惯于周旋、耍手腕，为人效劳，如今尽管已无必要，便仍然一如既注。她常有国家机密要向您透露，总有权贵要介绍您结识，不断有大手笔的水彩画要赠送给您。在所有这些毫无必要的诱惑之中，确有几分虚假，但却给她的一生书写成一部错综复杂、闪闪发光的喜剧，她确实有能耐促成众多省长和将军的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