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 女逃亡者(第66/69页)

母亲过去的一些朋友,一些多少和贡布雷有关系的朋友,这时都来看望她,和她谈论希尔贝特的婚姻,她们丝毫不赞赏这桩婚姻。“您知道德·福什维尔小姐是何许人,就是斯万小姐。证婚人呢,是德·夏吕斯‘男爵’,他让别人这么称呼他,就是这个老头子从前供养过希尔贝特的母亲,而且斯万不是不知道,但他从中得到好处。”——“您这是什么话?”母亲反驳道,“首先,斯万是极有钱的。”——“他既然需要别人的钱,说明他自己并不那么有钱。您说说看,这女人究竟存的什么心,要把她以前的情夫们这么牢牢抓在手里?她有本事先让第一个情夫娶了她,后来又让第三个情夫娶了她,她还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第二个情夫拉出来给她和第一个情夫生的女儿当证婚人,也可能是她和另一个人生的,她的相好那么多,怎么弄得清楚?连她自己都搞不清!我说第三个情夫,其实应该说第300个。况且您知道,如果说希尔贝特和您我一样不姓福什维尔,这与她丈夫的身份倒很般配,因为他当然也不是什么贵族子弟。您也知道,只有冒险家才会娶这个姑娘。据说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无名之辈。要不是贡布雷由一个见了神甫都不打招呼的激进派市长掌了权,我准能知道事情的底细。因为,您也清楚,发布结婚预告的时候总是报真名实姓吧。是啊,对报纸或代发喜帖的文具商自称德·圣卢侯爵是很神气的。这对任何人都没坏处,如果那些人高兴这么干,也无须我来横挑鼻子竖挑眼,这碍我什么事?反正我以后不会和那个被人说三道四的女人的闺女来往,她尽可以在仆人面前神气活现地摆侯爵夫人的架子。可是在身份证件上就不是一码事了。哼!假如我的表兄萨士拉还是第一副市长,我就会给他写信,他准能告诉我让她在结婚公告上用的什么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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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尔诺(1612—1694),法国17世纪神学家,亦是研究语言的逻辑至哲学的理论家。

②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17世纪著名学者、思想家及作家。

那段时期我常见到希尔贝特,我们俩重又恢复了来往:我们生命的长短不是按我们与别人的友谊的长短来计算的。过了一段时间,同一些人之间中断了好多年的友谊关系又会恢复,而且双方都很乐意恢复(就象在政界被取消的部重又组建,剧院里被打入冷宫的戏重又上演)。原先一方为何过分执着地爱,而另一方为何不能忍受那过分苛求的专横,那些理由10年后都不复存在了。唯有社会礼仪依然有效。希尔贝特过去可能拒绝给我的东西,现在她会轻易应允,无疑因为我已不再想要了。她总是随时准备到我身边来,从来不急着离开我,这在过去对她来说是不能容忍也无法做到的事,但我们之间从未挑明这一变化的原因;其实这是因为我们之间的障碍已经消除,这障碍就是我对她的爱情。

此后不久我去当松维尔小住了几日①,因为我得知希尔贝特很不幸,罗贝尔对她不忠实,并不是用大家以为的、也许希尔贝特自己至少仍认为的、至少是她说的那种方式。然而由于自尊心,由于想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还由于对背弃行为的了解不全面(凡是被欺骗的人都不能全面了解那些欺骗行为),尤其因为罗贝尔不愧是德·夏吕斯先生的外甥,他和被他败坏了名声的女人招摇过市,大家都认为,反正希尔贝特认为,这些女人是他的情妇……上流社会甚至认为他不够检点,公然在一些社交晚会上与某个女人寸步不离,然后伴送她回家,让圣卢夫人自己想办法回府。谁要是说被他这样连累的女人实际上并非他的情妇,这个人便会被视为头脑简单、在事实面前说瞎话。然而不幸的是,从絮比安嘴里漏出来的几句话引导我了解了事实真相,那令我万分痛心的事实真相。我动身去当松维尔的前几个月,一天我去探问德·夏吕斯先生的健康情况,他的心脏功能出现了障碍,不能不令人担忧。我看到絮比安一个人在,便和他说起一封署名波贝特的寄给罗贝尔的情书,这封情书被圣卢夫人截获,我从男爵原先的管家那里得知,那个署名波贝特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曾经谈论过的那个小提琴手兼专栏编辑!此人在德·夏吕斯先生的生活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絮比安一说起这事便气愤填膺:“这小子当然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是他的自由。但是如果说还有什么人他不该在他身上打主意,那就是男爵的外甥。尤其因为男爵疼这个外甥就象疼自己的儿子一样;这小子千方百计拆散人家夫妻,真可耻。而且为此不惜采取阴险毒辣的手段,因为谁也不象德·圣卢侯爵那样天性反对这种事。他过去为自己的情妇挥霍得还少吗!从前这个该死的乐师那么卑鄙地离开了男爵,人家可以说这是他的事。可是他竟然转过来引诱男爵的外甥!不,有些事是干不得的。”絮比安的愤怒是发自内心的;所谓不道德的人们在道德问题上有着与别人同样强烈的义愤,只是针对的目标稍有不同。此外,没有被直接卷入感情纠葛的人总是评论哪些男女私情应该避免,哪些是不合适的婚姻,好象人可以自由选择恋爱对象似的,他们没有考虑到爱情能产生海市蜃楼般的美妙幻景,把我们所爱的人单独地、整个儿地笼罩起来,以至一个男人会干出和厨娘或与挚友的情妇结婚这等“傻事”,然而这“傻事”却往往是他一生中完成的唯一富有诗意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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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次离家外出使我相当为难,因为我在巴黎有一个姑娘,她住在我租的单一临时寓所里。有些人需要森林的芳香或湖水的低语,我晚上需要这个姑娘睡在我身旁,白天坐车时也需要有她在身旁。一次恋爱可能被遗忘,但它能决定下一次恋爱的形式。在前一次爱情中某些平日的习惯已经存在,只是我们自己也记不起这些习惯从何而来;正是第一天的焦虑使我们热切希望每次用车把我们所爱的人一直送回她的住所,或者要求她住在我们家里,希望她每次外出都有我们自己或我们信任的人陪伴在她左右,后来这些做法被我们采用并固定下来,如同人们已经忘记其意义的一些风俗习惯:所有这些习惯都象一条条千篇一律的通衢大道,我们的爱情每天打那里经过,而从前它们被溶化在火山烈焰般的火热冲动里。这些习惯在我们所爱的女人死后,甚至在对她的怀念已经消失后仍然存在。它们变成我们的爱情的形式,即使不是所有的至少是某些互相交替的爱情形式。比如作为对已被遗忘的阿尔贝蒂娜的回忆,我需要我现在的情妇呆在我的住所里,我把她藏着不让来访者看到,但她象过去的阿尔贝蒂娜一样充实了我的生活。为了去当松维尔,我不得不求她答应让我的一个不好女色的朋友代我守护她几天。——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