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第2/5页）

11月14日，他们以口述和书信的形式向委员会报告了相关情况，委员会授命他们去晋见米兰新任总督，并向其报告最新的事态。他们按照上级命令见了总督并进行回报，总督大人很遗憾地获悉了这些消息，并对此深感不安，但严峻的战争形势更令他感到紧迫不安。“但战事更为严峻。”在仔细翻阅了卫生委员会的卷宗，又跟专门承担这项使命的塔迪诺交换了意见后，里帕蒙蒂这样写道。如果读者们还记得，这是塔迪诺第二次接受其目的和结局都相同的使命。两三天后，11月18日，米兰总督发布一项公告，在这一公告中，他完全不顾在这种情况下聚集群众所隐藏的危险，要求公众一起庆祝国王菲利普四世长子卡洛斯王子的诞生。在总督眼里，一切都和平常一样，似乎没有人向他汇报过任何情况似的。

我们已经提及，这位新上任的总督就是著名的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他被派遣来调节这场战争，纠正贡扎罗的过失，顺便重治这个地区。我们再次稍稍提一下，几个月后，在那场他特别关心的战争期间，斯皮诺拉去世了——他并非死于战场，而是他为之效力的那些人对他的种种责骂和侮辱使他悲伤过度，在床榻上愤然死去。历史对他的命运深表惋惜，并谴责了他人忘恩负义的丑陋行为。历史还详细记载了他的军事和政治业绩，赞美他的深谋远虑及对待各种事情的积极态度和坚韧不拔的品质。我们还可以去查证，在他所关照的，或更确切地说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在受到瘟疫威胁及当瘟疫蔓延到这个地区时，他凭借着这些品质做了哪些善事。

然而，撇开对此人的责难不谈，人民群众的行为不但淡化了我们对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的行为的惊奇，而且还激起了另一种更为强烈的惊奇，我说的是那些尚未染上瘟疫的地区的百姓，他们本有充分的理由惧怕这种疫病。当消息从那些受瘟疫侵害严重的地区，从那些几乎半包围着米兰城的地区传来的时候（有些地方距米兰城不超过十八或二十英里），谁不会想到这将引起一场大骚乱，谁不会想到他们会采取一些或有效或徒劳的防治措施，或者至少会感到一种无益的不安吧？倘若那个时代的史书在某一方面一致的话，那就是异口同声地证明，这样的情形压根儿没有发生。在前一年的饥荒中士兵们肆意妄为的欺压，以及人们心里所受的痛苦，足以说明人们死亡的原因。在大街上，商店里，或是人们自己家中，如果某人说话时暗示了一点点危险，或谈到有关瘟疫的情况，那么他便会受到人们的怀疑、嘲弄和蔑视。这种怀疑，或更加准确地说，这种盲目和怪癖，在元老院、十夫长委员会和所有的地方行政机关里都占据了上风。

红衣主教费德里戈一听到有关瘟疫的前几个病例就命令所有教区神甫要让人们意识到发现类似病例上报的重要性，也要让他们知道这是他们该履行的职责，并要求上报那些已经受到感染的或被怀疑已受到感染的物品。这也是他那值得称赞的品格的具体表现。

卫生委员会呼吁大家提出预防措施，希望大家予以合作，但这一切几乎是徒劳的。就卫生委员会本身而言，他们对此事的关心程度远不及眼前紧迫程度的需要，正像塔迪诺常指出的，而且从他的报告的全文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两位医生确信并深深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和日益逼近的危险性，于是他们力促卫生委员会采取行动，然后卫生委员会又试图推动他人。

我们知道，当有关瘟疫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相关部门根本无意采取补救措施，甚至不愿意收到相关的信息，现在，我们不妨再举一个说明那些装腔作势的机关部门办事拖拉的例子，当然，这种拖拉不是由上级机关设置的障碍造成的。授权给地方部门本应在10月30日颁布的那项公告，直到11月23日才起草完毕，到当月29日才正式发布。而此时，瘟疫已经蔓延到了米兰城。

塔迪诺和里帕蒙蒂都想弄明白谁是第一个将此病带入米兰的人，也想多了解一些此人和这件事的情况。然而，实际上，当他们在追查如此大量的死亡的根源时，却发现不但不能查明死者的姓名，也不能确定死亡人数，因此，他们产生某种莫名的好奇心，想去了解那些可能被记载或保留下来的最初的几位死者的名字。似乎通过对最先死亡的人的观察和对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的追查，就能使他们找到一些重要的、值得纪念的东西。

这两位历史学家都认定，第一个将此病带入米兰地区的人是一个在西班牙服役的意大利士兵，但对于他的其他情况，甚至这个士兵的名字，他们各持己见。塔迪诺认为，这位士兵是驻扎在莱科地区的比特罗·安东尼奥·洛瓦托；而里帕蒙蒂则认为是驻扎在基亚文纳的皮耶尔·保罗·洛卡迪。对于这个人是何时进入米兰城的，他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塔迪诺认为是在10月22日，而里帕蒙蒂则认为是在11月22日。

然而，在日期这一点上，我们很难同意以上的任何一种说法，不是之前说的那个日期，也不可能是之后说的那个日期。因为这两个日期都与其他确定的日期相抵触。当然，里帕蒙蒂是按照老人委员会的命令来记录的，理应掌握各种获取必要信息的手段；而塔迪诺所从事的工作比其他任何人都容易获知有关此事的消息。同另外一些较准确的材料比较的结果表明，早在禁止疫区人士入城这一告示公布之前，就有染上瘟疫的人进入了米兰。若有必要的话，或许可以证实，或者说几乎可以证实，这事发生在那月的月初的几天里。不过，读者定不会让我们如此辛劳。

不过，事情或许是这样的：那位不幸的士兵，即那个病源携带者，将一大捆从德国军队那儿购买来的或者是偷盗来的衣服带进了城里。他借宿在离修道院不远的东门郊区的一个亲戚家。他刚到那儿，就生病了，随后便被送到了医院，也就是在那儿，替他看病的主治医生在他的腋下发现了一个斑点。该医生初步怀疑那就是鼠疫，最后事实证明，也的确是鼠疫，而那人也在第四天就去世了。

卫生委员会立即下令将该人的家属隔离起来，将其拘禁在他们自己的家中。该人在医院所穿的衣服，所睡的床等，也全被焚烧了。那两位照看他的护士，还有一位主动帮助他的善良的神甫，几天之后，也都被证实染上了鼠疫，病倒了。从一开始，医院就对该病很是怀疑，认定其可能就是瘟疫，于是采取了预防措施，阻止了该瘟疫的蔓延和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