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5/7页）

“老二，来，找绳子把门板拴好。”爷爷说着，用镢平去原来的断墙残垣，露出完整的石头地基。

父亲找来绳子，在地基上支起两页门板，用绳子把门板固定好，三叔、五叔向里装和着麦秸草半干的土，父亲用一个石头大锤均匀地把土夯牢，弄满一个门板，再重新支起夯制第二块土墙。

“老三，你二哥在上面夯墙，你随后用‘胍子’[1]把墙皮夯结实。我和你五弟装土。”爷爷说。

“好，爷，我来。”三叔挥起长长的大木板“胍子”，“噼里啪啦”地均匀地敲打着墙面，如新年燃放的单个大爆竹。

打墙用了三天时间，爷爷抽着烟，眯缝着眼，看着自己的杰作。厚厚的接近两米高的土墙，散发着新鲜的泥土和麦草香味，经历了流亡之苦，终于又在自己的老窝圈起了新家，如今又采用最原始的办法建造了自己的院墙，他心里由衷地升起一股欣慰。

凉爽秋风习习，翩翩大雁凄凄，厚厚的土墙没多久就在瑟瑟秋风中干透了。

“老二，你泡几个麦秸，今天我们俩把墙头拧起来（用麦秸草当瓦把墙顶遮起来），免得下雨淋湿了墙。”爷爷说。

父亲找了口破缸，倒满水，把从四爷爷那里要来的麦秸放在里面泡透，拿出来空着水，再泡下一个。

爷爷提着一个“交叉”[2]，准备踩着一个凳子爬上墙去。

“爷，我在上面编麦秸，你在下面给我递着。”父亲说。

爷爷犹豫了一下，“还是我来吧。你总是不如我拧得结实。这土墙啊，不顶雨泡，有这麦秸盖着，就没事了。”爷爷爬上墙，坐着“交叉”，倒退着开始左右交叉着拧着麦秸草。不一会儿，墙头上便出现了一道淡黄色的整齐的麦秸做成的瓦，像大雁的翅膀向两边探伸着。

“你说，渠现在怎么样？”爷爷加了把草，狠劲一扭。

“孩子该会走了吧？”父亲又解开一个湿漉漉的麦秸捆，抖了抖水渍。

“唉！也不知那孩子怎样了？苦命的孩子！”爷爷叹了口气。

秋末，屋顶上已经开始挂着白白的草霜了，用“墼”垒的屋干得差不多了，爷爷长舒一口气，终于可以从四爷爷家搬出来了，他破例买了一挂鞭，在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爷爷把流亡以来和半年来的破衣坛罐搬进了新收拾的算个家的家。人一进来，整个院子就显得有生气了，爷爷把地面杂草清除干净，每天起来打扫院子清扫梧桐落叶，剩下的“墼”还以草做顶盘了个囤，可放杂物。爷爷往年栽种的一棵“地瓜花”经过国民党的大火劫后余生，更加生机勃勃，挺着高高的高粱一样的身材与屋檐齐高，檐下几朵牡丹那样的花头火红火红的在秋天傲然开放，给这个清贫的家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朔风凛凛，侵肌裂骨，一家人在这个里外一样冷的屋子里瑟缩着勉强挺着1948年的冬天，但总比流亡居无定所强多了，总是有个家了。进入腊月了，奶奶夜夜做梦，欲发想念姐姐。

大娘回去没多久就又嫁人了。听说是安丘城附近王家十里村一户姓王的，家境较好，他弟弟在村里干主要干部，为年龄大的哥哥撮了这门亲事。这人当时45岁左右，比大娘大将近20岁。

“实啊，你去王家十里和你嫂子商量，把渠接来过个年吧，我和你娘都想孩子啊！”爷爷对父亲说。

父亲到了王家十里很快就打听到了大娘所嫁那户人家。大娘看着脸色比先前好多了，腹部稍稍隆起，向一家人显示着怀孕的迹象。那家人家对父亲的到来有点不友好，冷冰冰的连坐的地方也不让，连口水也不谦让喝，父亲一看，心里明白，毕竟自己嫂子已经另嫁他人，人家这样做也很正常。

姐姐正在炕上玩耍，半年不见，竟还认识父亲，张着小手找父亲抱，父亲鼻子一酸，赶紧把姐姐抱在怀里。

“嫂子，咱爷和咱娘实在想孩子想苦了，让我来和你商量能不能接渠回去过个年？”父亲向大娘说明来意。

“行啊！孩子大一点了，也可以去呆一段时间了，等我给孩子收拾一下。”大娘很痛快。但父亲感觉那毕竟不是在秦戈庄的嫂子了，总是彼此蒙上了一层模糊的面纱。大娘没说孩子抱回去就别抱回来了，从此让爷爷养着，也没说过了年再送回去。

步行20多公里，路上采着野花，扑着蚂蚱，哄着姐姐玩，父亲背着姐姐走回家。

见到自己的孙女，爷爷胡子拉碴亲个不够，奶奶夜里就把姐姐搂在怀里给她取暖睡觉，只要有点吃的，尽量先给姐姐吃。对大人来说属于上等美食的“耙菇”，姐姐还没长牙齿，奶奶就自己嚼烂一口一口地像母燕喂小燕子一样喂给姐姐吃。四叔见到姐姐，虽然不能说话，但“啊啊啊啊”地表示了他发自内心的对侄女的爱。姐姐来了，四叔提着叉子拿着自制的木榔头往河边跑得更勤了，偶尔也带着五叔，但他嫌五叔小跟着碍事，指手画脚地让五叔别跟着。四叔经常回来提着几条鲫鱼，一般鲫鱼都比较小，大的有二三十公分就不错了，冻得手脚通红，他笑呵呵地把鱼放盆子里让姐姐玩个够，然后清水里放点姜片，煮一煮给姐姐做汤喝。很少见四叔吃，每次挑着鱼刺摘那点可怜的鱼肉喂姐姐，四叔总是呵呵满意地笑着。有时四叔提个破篓子放点鱼料，还能给姐姐带回些虾来。

“金英翠萼带春寒，黄色花中有几般？”转眼，墙角的迎春花寒怅中又寂寞孤独团团开放，细长妖冶，临风摇摆，花儿金黄，灿烂一片，玉枝横斜，暗香浮动。但对爷爷一家来说却是一个春荒。好不容易熬过一个冬天，没有积蓄，吃了上顿没下顿，爷爷的豆腐坊没有本钱周转被迫停干。一家人想尽办法弄吃的填饱肚子，大人总好说，饿急了挨一挨，姐姐整天饿得哇哇哭，心疼得爷爷奶奶直掉眼泪。

正月的一天，父亲把再有两个月就满2周岁的姐姐放在门口自己玩，刚去了趟“圈”小便回来，不见姐姐了。正在到处找时，看见姐姐穿着那破小袄，开了两个扣子，棉裤上粘着土和草，估计刚才跌了一脚，扎煞（张）着小手，张着鼓嘟嘟的小嘴，眼向下看着路，一手擎着一页黑糊糊的地瓜干，颠着走路还不稳的小脚，摇摇晃晃蹒跚迈过四奶奶那四十多公分高的门提子。为了防那两页地瓜干从小手中掉出来，姐姐吃力地歪歪斜斜地先迈出一只脚，再把另一只脚笨拙地挪出来。刚出门口，父亲看见四奶奶像狐狸出洞一样探了一下她那一张风干的老狐狸三角脸，“哐啷”一声把门闭上了。姐姐不知道怎么进了四爷爷的家门口，就这样被打发出来了。姐姐看起来很高兴，没顾后面的关门声，只管向前颠颠地跑。父亲赶紧迎上去，一把把姐姐抱在怀里，呜呜地放声大哭。哭悲愤多蹇的命运，哭兄弟淡薄人情，哭大爷留下的唯一的可怜的孩子。姐姐偎依在父亲怀里，迫不及待地用没有牙齿的小嘴吸吮着那带点甜味的黑地瓜干。那是1949年正月的一天，父亲当时1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