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8/8页)
又是一天,父亲收工回来,把门推开,好不尴尬。王朋老婆正撅着个大白亮东西对着梧桐树擦屁股。那年头,哪来的卫生纸?于是光滑圆润的梧桐树便成了上完猪圈擦屁股最好的地方。
“俺那娘啊,流氓啊!”王朋老婆尖叫着,赶紧提裤子,却掉了腰带,低身捡腰带,却出溜又掉了裤子。
“抓流氓啊!”王朋老婆撒着泼。气得父亲回头就走了。晚上,父亲回自己家和五叔睡在一起。
“唉!我们要想办法自己盖房子,这样不是办法。受人欺负,受人恶心。”父亲狠狠地吸着旱烟。
“怎么盖?哪有这么简单?”五叔问。
“想办法!”屋子里弥漫着辣嗓子的旱烟味,父亲继续狠狠地吸着。
1968年3月,在老槐树西北50米枝叶覆盖下,被国民党烧过的老宅子上,随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又立起了一个三间砖基土坯的新房子。在淡淡的硝烟味、幽香的泥土味和父亲的感慨声中,父亲和挺着肚子的母亲双手把姥爷陪嫁的楸木衣柜搬进了新房。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世态炎凉,唏嘘不已。十五根檩条是父亲和五叔星夜20公里从表爷爷的生产队由表爷爷望风偷来的。砖是用四叔的五保费买来的。当父亲把五保费给四叔时,他坚决不要,以为是父亲的,况且他在幸福村种地所得加上大队补助的粮食也足够用的。其他苇箔等材料是表爷爷提供的,春天盖屋的时候,表爷爷不但推来了苇箔,还带了几个本家的人来帮忙打土坯。
就这样,父亲母亲终于有了自己的新房子,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1]屋门外面的一米多高的小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