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第5/5页)
在1998年的12月份,也是在共产党人豪迈壮语的号召下,我们潍坊的40名热血青年,背起行囊,抛妻别子,各怀目的或者形象为各怀鬼胎,像当年文革那样,走向了农村的广阔天地。不同的是这40人,有6个人下去时就是乡党委书记,6人是乡镇长,其他大多为闲职的乡副书记、副镇长。事情一开始就是悲壮,明白人在当时可能一看大多数人是陪衬,40人当中,提拔的不过就那么10个人,还是一下去半年、一年就提了乡党委书记和副县级干部,余者在下面苦苦挣扎,苦苦煎熬。他们就在这两不管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而故事中的我,无奈之际,从乡镇考博士走出来。那是5年啊,人生最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中国的农民,中国的乡镇,中国的那些为了个人政治仕途的小人。其实,真要是奉献给了我们的老百姓,倒也心甘情愿,事实呢,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只不过成了他们摇旗呐喊的一个卖命小卒,一个过河而死的小卒子。
回想往事,并不如烟,很清晰很清晰的,不像昨天,就像在今天。历史和今天竟然有着那么惊人的相似。我担心,只要根本的东西不变,这种惊人的相似还会继续演下去,只不过谁来当演员的问题。
乡镇5年,我负责所谓的现代化高科技园,盖大棚、养羊,种日本菜、巴西旱稻;设计白羊山,分管草莓市场;各种花样的招商引资;出国学习;抗洪及救济处理;人代会、党代会、农民上访、费改税,可谓丰富多彩;最后偷着报考博士,断燕西飞去济南。
由于毛风民等人的上书,最后无奈的余者才被原级别调回开发区,无非就是科级、副科级。这不由得使我想到了文革期间,要不是李庆霖在1972年12月20日给毛泽东上书,中国知青的命运哪会得以改变?李庆霖的信毕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要走了,心中仍是一番缱绻和挂念。很久没有她的电话了,我也不能主动给她打。6月的一天,阴雨霏霏,朦胧着我的眼睛、我离别的心。我开着车子,缓缓地停在她门口的对面,摇下车窗,顾不得细雨飞进,老长时间,我看见她男的进进出出指挥着手下的人在搬运焊接的广告架子。老长时间,她出来了,还是那么匀称,披着短发,扭着圆圆的美臀,拿着一只画笔,在门口的一个广告牌上潇洒地写下了“Welcome”,又勾勒了一幅儿童卡通画,可能是为了暑假招美术班,然后晃了晃她黑油油的短发。我多么希望她回头,她回头一定能看见我在对面。可惜,带着无限的惋惜,她没回头。车子缓缓启动,我打开雨刷,缓缓地刮着细雨,刮着泪珠,刮着无限的回忆。回忆就在我寂寞清苦的时候,她来到办公室突然抱住我。半夜醒来,无法入睡,回想过去与她一起的时光,一切都仿佛发生过,又好像什么都不存在。想想与她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的关系,就像握着一块碎玉,细致斑驳,心疼的感觉总不能消除。但随着岁月流逝,又欣喜地发现,这应该是一段彩虹般美丽的情缘。如果继续发展,即使任何欲望都被满足,手里攥着的也不过是一块长满苔藓的废旧砖头。再完整,也不足以令人珍惜和惋叹。此时才发现,真正用心灵感受过的东西,就像风化的岩石,只有经过多少年后,才能显示出她真正的沧海桑田。
从此,没再见她一面。
我要走了,她也不知我去干啥?我也没告诉她,我应该告诉她,可确实没话说。直至有一天她电话打到我原来的办公室,才有人告诉她,我已经离开集田政府去济南读博士了。每每夜深难以入睡,辗转反侧,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难道她就希望这种已死了的关系永远这样死死地维系下去?
就这样,2003年7月1日,怀着无限的感慨,没有眷恋,没有眼泪,只有淡淡的忧伤,如胃酸丝丝划过黏膜,带着丝丝伤痛。我终于走了,离开这我奉献了最好五年青春的地方;我终于走了,离开这给了我人生最难得经历的地方。我要走了,我还是忍不住,泪水模糊了双眼,模糊了记忆,模糊了伤痛……
我要走了,斜风细雨中,掉头独往,免得折腰向人俯仰,天留老眼,看煞江山,漫拖一条藤杖。
[1]为了行走方便和夏天透气的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