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3/5页）

母亲坐下来了。

保良还背着书包，也坐下来了。

父亲说：“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们。我二哥权力，也就是保良的二伯，涉嫌非法集资和黑社会犯罪，昨天晚上，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昨天晚上，公安机关把百万公司的主要成员全都抓了。这是一个大案，权虎有没有牵涉进去，还不清楚。但是他和保珍现在都被公安机关控制了，下一步会怎么样，都很难说。我作为保珍的父亲，这半年多来，该做的我都做了。保珍以后怎么办，听天由命吧。”

母亲呆掉了，连哭泣都被窒息。保良也呆掉了，那一刻他的脑子飞快地闪过无数画面的碎片，虽然没有连成一条明确的线条，但整个事件的内幕，已可隐隐透出！

那天夜里保良隐约听到隔壁的厨房里，母亲在悄悄哭泣，保良也在被窝里悄悄哭泣。他不知道父亲在另一侧隔壁的卧室里，是否能够安睡。父亲没有过去劝母亲，保良也没过去。保良虽然幼稚，却知道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第二天母亲照常做了早饭，父亲坐在餐桌前，喝了半口稀粥，发了一阵呆，便起身早早出门，不知去了哪里。这一天母亲什么都没做，只是一个人在屋里发呆。晚上父亲回来时拎着一只漂亮的纸袋，是鉴宁最高档的大世界商场的专用纸袋，他把纸袋放在正在假装收拾桌子的母亲身边，想说什么终未开口，然后转身走回自己的卧室。保良为母亲打开那只纸袋，里边是一只精致的鞋盒，鞋盒里有一双讲究的女式皮鞋，尺码和母亲的完全一致。这是保良印象中父亲第一次主动给母亲买东西，表情却并无喜庆而是深深的歉意。保良说：妈，这是爸给你买的。母亲没有说话。保良又说：妈，你要不要试试？母亲仍然没有说话，甚至没有向那双看上去相当贵重的皮鞋看上一眼，只是动作机械地继续擦着桌子。

事隔不久，母亲自己到大世界商城把那双皮鞋退掉了，为保良换回了一双耐克牌的运动鞋来。耐克牌运动鞋保良一直渴望拥有，向父亲交涉过几次，一直未能如愿。

事隔不久，鉴宁的电视新闻里，播出了二伯被抓的实况报道。保良几乎看傻了，电视画面里，大批全副武装的武警士兵和公安干警，将那座百万豪庭大酒楼严密包围。二伯过生日的大厅里，参加宴会的人全都双手抱头，在武警的弹压之下，黑压压地蹲了一片。电视镜头扫过了权三枪和权虎的脸，还扫过了其他一些保良熟悉的脸。那些脸或镇定或张皇或灰败如土……二伯被押上警车的镜头作为这则新闻的最后收尾，只照了一个侧面，看不出平时一向豪爽威风的二伯，此时究竟是何嘴脸。

电视里，姐姐没有出现。虽然父亲说过，公安武警在百万豪庭采取行动的时候，她也在场。

事隔不久，有一天父亲从外面回来，匆匆说了一句：“我们得离开这儿了，准备搬家吧。”

母亲问：“搬家，搬哪去？”

父亲没有说话，进了卧室便把书柜里的书全都搬了出来，他喊保良：“保良，你去把储藏室的纸箱子拿来！”

事隔很久，保良才完全明白，父亲当初辞去公安学校的职务到百万公司下海从商，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公安机关早就察觉百万公司有黑社会组织的苗头，苦于没有得力证据。百万公司的上下骨干，都是二伯的亲信，可算铁板一块。适逢国家金融管理机关要求公安部门对百万公司非法集资的情况展开调查，鉴宁公安局才决定两案并为一案，并且动员老刑侦干部陆为国利用与二伯的关系，打入百万公司搜集证据。保良还能记得起来，最初来和父亲交待这项任务的，肯定是那位于叔叔了。他甚至还能记起在进入百万公司的前后几天，父亲每天都阴沉着脸，二伯毕竟是他几十年前就认下的哥哥，两人感情一向不薄。但父亲也毕竟受警察机关多年的思想熏陶和纪律训练，又何况军令如山，国法难撼，父亲只有接受任务，孤身赴险。

事隔很久，父亲说过，早在百万公司最终覆灭的十个月前，公安机关就决定收网结案。抓捕二伯及其同党的方案和时间都已确定，一应证据材料和申请逮捕的报告均已呈送检察机关待批。抓捕行动的警力也已进入状态，令出即发。姐姐就是在那个节骨点上，公开了自己的恋情，并提出了与权虎结婚的要求，父亲不得不在于叔叔的协助下，将姐姐骗到省城软禁，本以为几天之后权家被端，他的用意姐姐自会了然。没想到检察院在审查批捕材料时认为，侦查办案部门提供的证据尚嫌片面，一旦在审讯中和法庭上遇到抵抗，有可能无法完全印证对他们的指控，因此建议暂不收网，建议办案干警细之又细，再查再探。接下来就发生了姐姐跳楼逃回鉴宁的一幕，发生了姐姐与权虎秘密结婚，并且离家出走等一系列始料未及而又无法控制的事变。

父亲无法控制这一切，皆因他不能说出他反对这门亲事的真正理由，他不能明着告诉女儿，这门亲事将给她带来一生的麻烦与悲哀，他只有用一系列看上去不近人情的借口，“粗暴干涉”女儿的婚姻自由，试图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和发展，但无效。不但无效，也彻底恶化了他和姐姐的关系，疏离了他们的情感。姐姐和父亲一样，在外面一切能忍，在家里，自尊心则强烈得不容侵犯。

十个月后，悲剧再现。巧得不能再巧，公安机关依靠父亲的努力，终于人证物证齐全，经检察机关批准，决定在二伯五十五岁大宴群臣的时候，将他们一举拿下。就在抓捕行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紧要关头，姐姐带着她不该生出的孩子，出现在父亲与二伯之间！

二伯出事是出在秋天，保良跟着父母从那条住了多年的小巷里搬出来的时候，街上的树叶还没有来得及黄遍。

他们不仅搬出了那幢虽大却旧的房子，搬出了那条虽短却窄的巷子，而且，保良没想到的，他们居然搬出了他和他的父母，和他们陆家世世代代出生、长大，直至衰老死亡的鉴宁，搬到远在几百里地以外的省城来了。

挺大的家，最后拉到火车站时，只装了一辆卡车，破旧过时的桌椅柜子全都处理掉了，带走的只是父亲的书籍和全家要用的衣服被褥。权虎送给保良的那台电脑也没有带走，父亲把它作为赃物上交给了公安机关。

父亲离开了老家，却重新回到了公安机关。权力犯罪集团一案的侦破，为父亲带来了勋章和荣耀。也许父亲没有想到，在他成为一个残废，在他离开刑侦工作一线，像提前养老似的去做一个学校的闲职之后，还能咸鱼翻身，成为一名侦察英雄，获得一枚整个鉴宁刑侦大队无人拥有的一等功勋章，并且受到省市领导和公安部官员的隆重接见。他的事迹在公安机关内部，也被广泛传扬，除了印发事迹材料外，还组织过报告会到地市各级公安机关进行巡讲。考虑到父亲的身体状况，组织上没有同意他回到刑侦部门继续工作，而是把他分配到省公安学院，给了一个副院长的头衔，更多的时间则是安排他治病，疗养，休息。父亲也五十五岁了，按他的身体情况，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立了大功，照理可以办理内退手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