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我的故乡（第4/14页）

钱师长好久没来光顾了，他病倒在三军总医院里，我去看他时，已经整天离不开输液瓶了，连医生说起来，也全是一副聊尽人事的口气。他身上盖着被子，瘦得几乎使人感觉不出人形来，声音已完全哑了，却出奇的清楚。

“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去年秋天，十一月。”

“你的儿子，还来信吗？”

我摇摇头，不想和他扯这个，他也不再问，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似乎又恢复了那早已被人忘却的军人的严峻，又似乎在想着什么很遥远的往事，眼球凝止不动，一动不动，而我，我什么也不想，不想！

“你说，你怎么……不回去？”

我没想到他会突然这样问我。

“回哪儿？”

“找你的儿子。”

我没有回答，这个令我半生魂牵梦系，然而此刻又是这样猝不及防的问题，我没法回答。

钱师长的声音柔和起来，连那被苍老和疾病拖得形销骨立的脸也柔和起来，“你应当回去，你不同我。”

我全身轰地一下，就像个在一道难题面前已经绝望的人，突然被人简单地提醒了那样，目瞪口呆！对了，我为什么不回去？趁现在还没有病老到他这种地步，为什么不走？

“你应当回去，你不同我。”

钱师长欠了共产党的血债，现在又只苟延一口剩气暖着胸口，欲归无计，死了心。可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错，我同他不一样，我没有杀过共产党，怕得什么？儿子就在对面，隔着一湾海水，从日本绕过去，不过两站路程。想到这儿，我的胸膛紧张得怦怦直跳，凭这样有劲儿的心跳，我也有资格去争取享几年天伦之乐，了却望子思乡的一段心肠，也省得再受那些警察的勒逼纠缠了。为什么不走？走！

我是急性子，决心一下，兴奋得几夜没合眼，恨不能一步跨回去，可是不，这是决定我余生的大事，欲速则不达，得一步一步走。

头一步是给浅沼先生写信，请他帮我办好去日本访友的入境手续。然后，得把樱楼卖掉，换成现金。台湾为了防止外币流出，规定临时出境人员只能兑换一千美元外币，我就靠一个常在黑市走动的熟人帮忙，好歹把钱全都换成了美元，兑价虽苛刻，总算没让黑帮敲了竹杠。几个月的牢狱之灾使我变得谨慎起来，事情完全瞒着左右耳目，遮着声色形迹，悄悄进行，只有几个顶靠近的朋友知情。他们当然也劝过我，“一动不如一静吧，跑不出去就是通共的罪名，再复系狱，何苦来哉？”我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既动了这个念头，不去碰一碰运气，我不死心。”他们说：“老大年纪了，‘遇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大陆生活，清汤寡水，不是个享晚福的地方。”我说：“等你们进棺材的时候，眼巴巴望着父母之乡的黄土，不羡慕我吗？”同是天涯沦落人，一语触动，无以为答。是的，我们和那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不同，尽管那些本地人在每年的冬至，也喜欢用糯米做些“冬节丸”贴在门窗上，但那不过是一种例行的贡奉，或者说是一种传统的习惯，表示不忘在大陆的祖宗和先人罢了，并非真的记挂他们的温饱。这些人更重视和依赖的，是眼前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不像我们这些生长在大陆的人，与从小长大的故乡，与连筋带血的骨肉，有着千丝万缕的留恋，我知道，大家帮我，也是想看看，我能不能走，走以后又怎么样，好，我就走个样儿给你们看看！

出境手续办得很顺利。虽然这几年去日本旅游和探亲访友已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几十年的坎坷使我对过分轻易的事情总是戒心无穷……我提心吊胆等着出境的那一天。从提出申请到获准出境其实不足一个月，在我却仿佛熬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

四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来了。

临去机场的最后一件事，是和我的鸽子告别，我嘱咐它往北，往北一直飞，别管浩浩重洋，别管高山大川……我喃喃对它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相约在北京会合，心里也知道那是没影儿的事。

我终于松开手，朝天用力一抛，鸽子飞起来，转了一圈，又直通通地飞回到我的手上，我再抛起来，它在上面转着，疑惑地望着我，我挥手示意它往北飞，它犹犹豫豫地盘旋了一会儿，终于振翅飞去了。啊，它真的是往北飞去的！我心里一酸，同时又差点欢呼了起来！

机场的海关和边防那天检查得格外严，警察似乎也比往日多。房子卖了，鸽子走了，至少在我的感觉上，身后已无一步可退了。我横着心一道道关口往外闯，活像个惊弓之鸟的偷渡客，又像个胆大包天的冒险家。终于，我坐在机舱里，系上安全带，但仍不敢放心喘气。我身边坐着个戴墨镜的年轻人，这家伙从过安全门就一直跟着我，我暗暗发慌，是便衣警察？难说。

飞机起飞的时候，台北机场斜风微雨，雨落在椭圆形的机窗上，立即被甩成一条条细细的线，不，一根根迅猛的箭，我想起“归心似箭”这句古话来了。

路上没有发生任何事。到了东京羽田机场，我提着行李走出候机大楼，回头看看，没再发现那年轻人跟在后面，是我多心了？别，小心没大错。

叫了辆“的士”，我先让司机随便转了两条街，回头看看，依然无事，我这才觉出背上已经冷汗淋漓，浑身像乏透了似的酸疼。本想先到浅沼先生家去，拿出纸片想给司机写地址，可笔一沾纸，不知怎么突然就改了主意，写下了这么一行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一个年轻而又文质彬彬的外交官接待了我。一听他那地道的北京口音，我就忍不住激动起来，可年轻人提的问题却马上打断了我的情绪。

“您因为什么想回国呢？”

我怔了半天，没答出话来。我不知这是因为他的年龄尚难以去体会别人，还是纯粹的例行公事，——平地里冒出个台湾来客，他当然要查明“动机”。

于是我答非所问：“您家在北京？”他打了一个愣，说：“在。”“那咱们是同乡啦。”他对我这种乡土感情似乎并不怎么响应，只是礼貌地点了一下头，说：“很荣幸。”我又问：“您想家吗？”他说：“有点想吧，我都出来四个月了。”我说：“那么我已经出来四十年了！”他眨眨眼睛，然后会意地笑了，并且马上伸出一只手，说：“欢迎您回来，我代表北京人欢迎您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