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ld Prisoner /老囚（第4/4页）

“我站到两个凳子上面，动一动就会跌下来。我个子大，比人都高一头。电影上的人是男的，过几分钟，还没女的出来。我脑子急得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只晓得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拽我裤脚，越拽越狠。这时电影上出来个女的，大眼、尖下巴颏，跟小时候的你妈一个样。十几年没见了，怎么看怎么熟悉！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扯我裤腿，捶我脚指头脚脖子，我也顾不上理他，已经一脸都是眼泪了。我呜呜地哭啊，泪水把眼弄得什么也看不清了。我什么都看不清了，就用两个手满脸地揩眼泪。十几年没见过的女儿。”

路灯下，我见姥爷的脸硬硬的，并不太感伤。但我确定他在走进灯光之前偷偷把眼泪抹去了。

“我那样呜呜地哭把那男孩子唬坏了——他肯定没见过老头像我这样不知害臊，号出那种声音来。他让我安安生生站在那两个凳子顶上，哭了好一会子。他就让我站在那上面呜呜地哭。我不晓得哭了有多久，也不晓得人都在散场了。从我身边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戏一样看我，看这个老头穿一身囚犯的老粗布号衣，跟猴子似的爬那么高，爬那么高去呜呜地号。人都走光了我还不晓得，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从那么高就砸下来了，嘴和脸跟身子一块着地，一嘴的血，一嘴的碎牙渣子。”

“那男孩子抽凳子了？”

姥爷不答我，换了个语气，带一点微笑地说：“我都不知道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回去还有三十多里地要走，不能老趴在地上歇着，清场子的人扫得我一身灰尘，香烟头、瓜子壳都要把我埋了。我想爬也爬不起来，浑身肉疼，像皮给人剥了，一动就冷飕飕地疼。那个痛让我忘了跌碎几颗牙。我等会儿告诉你这个痛是哪儿来的，先讲那些清场子的人怎么把我拖到外面，说快把这老头抬卫生所吧，说不定还救得活；也有的说，还值当抬吗？先放在这里看看，差不多了就叫三中队来认尸首。我衣服上的号码上有大队中队的编号。三中队一来人我就完了，我是偷跑出来的，逮着会给我加刑。我这刑还能往哪加？一加就是死了。

“等他们一转身，我就忍着疼爬起来。还好，嘴上的血不流了，冻住了。从场部回我们队是迎风。那风是满头满脸地砍，满嘴地钻——没牙了嘛。我怎么也要在天亮前回到队里，赶上早晨六点的点名，不然也当逃跑论处。我看到我们队那片土坯房的时候，天泛白了。也不晓得我怎么就倒在雪里头。后来我们那些人说，他们从我的棉袄棉裤里剥出个血人。我们犯人都没有内衣内裤，六七斤重的粗布棉衣里都是光身子。布料是回收的旧棉花织的，又粗又硬，跟油毛毡差不多，加上棉花也是‘废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轮回了多少次，早没弹性了。据说里面还掺了碎纸渣，全靠分量挡寒。那东西能穿着走六七十里地吗？给汗湿，又结冰；人走一步，它就跟锉刀一样在皮肉上锉一锉，一身还不都给它锉烂完了。我醒了，看看身上——俗语说‘不死蜕层皮’，那是真的，一块好皮都没了……”

姥爷忽然不说了。我们已到了家门口，妈伸个头在楼梯口，见我们便说：“我这就要出去找警察报案，我家丢了两个人！”她从姥爷手里抽过报就走。妈眼下在电影中演的角色越来越次要，也越演越无声息。不经常地，晚报会有一两行字提醒一下人们：她尚活着，尚演着。这是她读晚报的目的。她也要向自己证实一下：人们尚记着她曾经的美丽，人们尚谅解已不再美丽的她。妈有成大角儿的本钱，却不知怎么就错过了一生。她一向认为主要得归罪姥爷：因为他做了三十年的政治犯，她从来都没有得到重用。连姥爷自己都不知道他这么个疏远政治的人怎么会成个如此重要的政治犯，值得枪毙，值得关押三十年，值得特赦，总之，值得许许多多的人为他麻烦。在那个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左右个人命运的时代，妈的推断或许有道理。我从来没有听过妈叫姥爷“爸爸”。她实在无法把她一生不幸运的根源叫作“爸爸”。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过：不要有这样一个姥爷。没有这样一个姥爷，我们的日子会合理些。

姥爷在哇哇乱响的电视机前睡着了。我把妈拉到客厅门口，小声跟她讲了姥爷刚讲给我听的那事。妈想了一会儿说：“那他肯定看错了。那个电影里我的戏不到五分钟。他看见的是女主角。我本来该演女主角的，要不是……”

她嗓音开始爬音阶，我嫌恶地制止了她。我说：“行了！”

妈安静地看着姥爷撞南墙一般的睡姿。

我狠狠地要求妈，不准她把实话讲给姥爷。让老人到死时仍保持这误会，让他认为他曾为女儿做过一个壮举。“其实那部电影上是不是你，他看见的是不是你，都无所谓！”我说。

姥爷在八九年被彻底平反了，恢复了名誉。他这下可真成了个无名无分的人。不然罪名也可以算个名分吧。如果他回江苏老家，可以每月领三十七元的养老金。不过妈考虑姥爷在这个家还是顶用的，就没送他回去。我们家的日子就那样往下过，妈照样发牢骚，她对姥爷有积了三十余年的牢骚；姥爷照样要搜刮家里的钱，去看电影。只有我在唤“姥爷”时，心里多了一分真切。我静静地设想：姥爷去看电影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妈妈，因为妈在银幕上是和悦的，是真实的，姥爷能从银幕上的妈的笑容里，看见八九岁的她——他最后锁进眼帘和心扉的女儿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