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华尔滋（第2/11页）

他这样振振有词的时候，他和他的跟役心里都明白，在曹州被打得屁滚尿流，是另外一回事。也许，这是使他恼怒的原因，他下令他的护兵：“给我打！”

德国兵举起了枪。[1]

5

立德尔博士点起了雪茄。

“哈瓦那的，有兴趣吗？”

“谢谢－－”我不抽烟，但我提醒他，门上贴有不准吸烟的标志。

他笑了：“要是他们的邱吉尔在这里，他会服从吗？”他根本不买账。

这样子的一个自以为仅次于上帝的人，你拿他有什么招？他第一次来北京，就够折腾人的，在山东，给王所长出了个难题，要一把真正的大刀会的刀，或者一面大刀会的旗留作纪念。好象他张了嘴，别人必得照办似的，后来未能满足他的要求，好一个不高兴。在首都机场，硬是不跟王所长拥抱、贴脸告别，却和所长秘书莉莉亲热个没完。

第二次来北京，老谋深算的汪会长，满足了他的欲望，送给他一把谁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刀。但他又提出来，半点也不客气地要求授与他一个名誉头衔，弄得我们这位老资格只撮牙花子，承认他比自己还敢狮子大开口。

所长和会长在这方面看法一致，立德尔是个很令人讨厌的家伙。

早知道，我就不该招惹他。

在伦敦，叼着雪茄烟的大胡子告诉我，他的外曾祖父曾经在山东传过教，很了不起的一位上帝的信徒，他把他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教会。给我看了这位传教士的油画象的照片，果然象圣徒那样，令人肃然起敬。还从他的文件箱里，找出来一份复印的满清政府档案递给我。

他先让我评价一下那份档案：“不会是假的吧？我花了钱的。”

我想不至于，假字画、假古董可能，但造假的满清档案骗人，下的本是不是太大点了？不过，照汪会长的话，很有点指点迷津的意味，老先生认为：中国人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有利可图，什么事干不出来呢？

不过，我宁可把这世界想得好些，但愿不是象老前辈所说那样不可救药。

原来这位立德尔博士的外曾祖父，很可能曾经在威海卫圣公会教堂当过神父。

根据这份没头没尾的复印件，大致看出这位从新奥尔良来到中国的神职人员，曾奉他们国家公使的命令到钜野、曹州等地参与办理教案，并协调各列强与中国政府官员的关系。但档案里提到的这个人，是不是他的外曾祖父，犹待核实，所以，这也是他把我拖到一边去的缘由。

他希望我回国以后，继续帮他寻找他外曾祖父的资料，可我对历史十分懵懂，这才找到我的朋友王所长。他和我是老乡，五十年代都划过老右，还曾一块儿被“改造”过几天，所以有一点友谊。

后来经他考证，这倒确是一份兖沂曹济道的奏折。他的学问显然比吃政治饭的汪会长高明，而且判断可能是那个后来成了八国联军索要的义和团主犯的毓贤干的。一个道台是无缘得见天颜的，胡乱进言，弄不好要犯僭越之罪，所以是由当时的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转呈的。由此可见这位美国传教士挺能活动，居然从知府、道台到三口通衙门，到总署，拿今天的话说，一路开放绿灯，也是不可小视的人物。

这位道台大人（是否毓贤？待考），不知得了洋人什么好处，还是让洋人的洋枪洋炮吓破了胆（无非这两端，非此即彼。正如不亲外则仇外，不媚外则排外一样，中国人好象特别喜欢走极端不可似的），给皇上打了这个报告，认为博士的外曾祖父“折冲樽俎，竭力斡旋，时作持中之论，议论公允，慷慨陈词，少有偏袒之意”，并且说：“齐鲁一地，教案迭起，民教纠纷，了无宁日。”这位道台的主旨是想把洋人推荐给朝廷，认为洋人的事，若由洋人他们自己来调停处理的话，或许比较好办些。

好一个卖国主义的主意！

皇上居然没扇他大耳刮子，算他走运。

6

毓贤很快由兖沂道到省里来主政臬司衙门，大概在现在的济南市三山街一带，类似于当下的公检法部门吧？也是很有权势的。此人以“善治盗，不惮斩戮”[2]闻名，很显然，是一个蘸着老百姓的鲜血染红了顶子的官吏。

直到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巨野教案发生，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张汝梅接任这份差使，民教冲突，此起彼伏，实在维持不下去。于是清廷把一度调往湖南的毓贤，又请了回来，接任山东任巡抚一职。虽然成了封疆大吏，但那些焦头烂额的教案，使他穷于应付，根本没安生过。

应该说，这位毓大人，是总结了前任被革职的教训，上任后对洋人还是竭力周旋，想坐稳这把交椅的。

尽管他没有少镇压百姓，大刀会的人死在他手下的，也不在少数。当他作为臬司，和兖沂道的锡良处理巨野教案时，也是胡乱抓人，刑讯逼供，滥编供词，很想讨好洋人，以便了结此案的。连教士薛田资都认为：“中国的官僚把几条人命看得一钱不值。大约有五十人被抓了来，有一部份人很快就释放了，有一部份被严刑拷打致死。有的死于牢房里的传染病，牢房里几乎一直有传染病流行。七人被判罪，其中两名被杀头，其余五名被判为无期徒刑。圣诞节刚过就开了斩，为了警告其余，砍下的头被涂黑了，在城东门上挂了好几个星期。”

“对这一不公平的事情，我束手无策，象往常一样，我去拜会知县，请求他公平处理。可是我得到的回答仅仅是美言相许而已。更为不幸的是，连这个知县也被革职了。”

“凶手还是那个义和团，而义和团据说是‘全部都已消灭了’的。1895－1896年，毓贤接到‘严行禁止’义和团的敕令以后，也曾向北京报告说，他已经执行执行了这一敕令。他因此加官晋爵，很快成了山东巡抚。因此，让这个知县冒险向上面报告，说还有义和团，这对他来说是多大的苦恼啊！特别是对七个囚犯的判决已经得到皇帝的批准。复审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否则，按照中国的法律，毓贤就得掉脑袋。”[3]

尽管如此，洋人还是不满意他，到底将他轰出山东，由袁世凯总揽大权。甚至后来毓贤回到北京，让外国人压着，硬是坐了一阵冷板凳，去太原任山西巡抚，也不放过他。

1900年3月15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拍给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侯爵的电文中，这样写道：“关于山东反对基督教结社的情况，我已于本月10日电告阁下。现在，我必须报告：前任该省巡抚已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山东近年来发生骚乱的主要原因，无疑是这位官员对反对基督教的结社抱有同情；这里的各国使节对他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